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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转型正义
国家扩张的终结,除了周边国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国”的阻力,还可能由于国民的自省,从本质上去除“扩张的基因”。以一战、二战、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运动三个关键分水岭,很多以前的扩张型帝国纷纷去除了“扩张的基因”。我把它称为广义的“转型正义”,即国家不管出于被迫也好,出于自愿也好,出现一种对战争罪行以及历史上的“坏事”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从而在整体社会层面,在思想上革新,认识了是与非的底线。
二战中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危机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开始了主动的解殖过程,更放弃了扩张的慾望。
战胜国美国在一战中最早提倡民族自决(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声明),在二战中自我承诺不谋求土地扩张和倡导成立联合国(罗斯福),在左翼运动中废除种族歧视政策,推动种族平权,此后更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向历史上的受害者以国家的名义道歉。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从殖民地成长起来的国家,也纷纷与美国步伐一致。
在西方国家的带动下,韩国等亚洲国家、东欧等国家在冷战后也纷纷进行转型正义,反思自己的历史罪行。
然而,苏联由于其战胜国的身分,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对抗的第二大国的地位,根本无人能迫使它反思。于是苏联一直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从未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没有为战争罪行道歉。
苏联在二战中是无辜的吗?当然不是,在二战初期,苏联是纳粹德国的同盟,出兵侵略(和吞并)了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侵略了芬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如果不是德国后来进攻苏联,“哥儿俩”自相残杀,苏联也是盟国要作战的对象。在二战后的安排中,苏联还是唯一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大国,从东欧到远东,苏联都有土地进帐。在战争中,苏联犯下无数的战争罪行,在战争初期侵略其他国家时,已犯下大量罪行,包括大屠杀、强姦、虐待、抢掠、流放、甚至种族清洗等。在战争后期攻入德国,对著“敌人”德国人,其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根据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期强姦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在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东北,类似罪行也多不胜数。在战后,因应国界变迁,苏联更主导发起大规模的民族强制迁移(比如把德国人从现在变成苏联的土地上赶出去),更引发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苏联时期,苏联固然同样没有和美国等战胜国一样“自行反思”;在苏联解体初期,尽管俄国有过一些有识之士对转型正义的反思,但在整个国家层面同样缺乏反思。于是,从苏联到俄国,对二战的叙事,依然是“永远正确的”,即苏联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牺牲,战胜了纳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每年5月9日,苏联和俄国都进行盛大的阅兵,纪念苏联的丰功伟绩。
在这样一面倒的叙事下,俄国成为少数从未对二战进行转型正义式反思的国家,它至今认为在二战中是完全正义的。光从俄国对“纳粹”的理解,独立特行地等用于“与苏联做对的人”,其与国际观念脱节之大就可见一斑了(俄国论述中的“俄国要把乌克兰去纳粹化中”就是这种心态)。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导致了俄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二战年代,最接受对弱肉强食的一套逻辑。俄国时代,更加上了对帝国“不战而败”地解体的怨恨。俄国没有想过,所谓“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来的。就这样,俄国把侵略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什麽心理负担,同时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容易犯下战争罪行。
因此,二战结束了,但从实现“转型正义”角度看,二战并未结束;在四十多年后的冷战胜利了,同样也没有把二战后应该完成的事完成了。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这种使命未完成的恶果,也可以说是最后完成使命的契机。
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对俄国成为民主国家有高度的期盼。(维基百科)
民主自由与独裁的文明衝突
一个国家是否推行“转型正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国家主体价值观问题。一个国家主张何种价值观,则和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挂钩。不难看到,所有成功实行了转型正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专制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推行过转型正义。
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民主和专制的对抗至少成为战争主题的一部分,而且比重还不断加大。一战中,民主的美国英国法国是战胜国的主力,专制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是战败国的主力。但协约国中还有俄国日本等专制国家。到了二战,民主vs专制的成分进一步提高,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苏联“意外地”成为盟国,战败国的德国、日本、义大利全是专制国家。到了冷战,民主自由与专制之战就成为压倒性的主题。无疑,美国支持过肯加入对抗苏联的独裁政府;苏联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两个集团的核心对抗者,无疑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对抗打著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国家。
冷战后不久,山缪·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学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别提出了两种相对的理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提出“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制度胜利了,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国家政府制度演化的最终形式或终点。福山的理论也把“民主和平论”包含在内(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国家之间能避免战争。于是福山乐观地认为,衝突会越来越少。
亨廷顿则在《文明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衝突论”,认为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喜爱同类憎恶异类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间的衝突不但不会消灭,还长期主导世界政治,“地球越小,衝突越严重”。他进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较展开讨论,认为在“其他文明”中,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对手,俄国、日本、印度文明是“摇摆对象”,“其他文明”之间也互相衝突。
两种理论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在三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人类政治发展是否线性向前进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胜利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衝突是否就会避免?却是完全相反的。
历史随后的发展肯定了亨廷顿的正确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很多人口里成为笑柄。然而,是政治制度导致衝突,还是文明导致衝突,历史还未给出肯定的答案。尽管文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实现,但并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会选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顿列举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都选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都没有民主自由。
在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对俄国成为民主国家有高度的期盼,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输出的既定政策,也因为当时“民主和平论”成为主流理论。俄国也确实有过短暂的民主。然而,俄国现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实质上却在普京治下变成专制国家。俄国这种“重返专制”(以线性理论的观点属于走回头路)的路径,明显伴随著俄国和西方关係的恶化。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是2008年,普京以一种“太上皇”的手法,把总理推上前台做总统,自己摇身一变为总理幕后操纵,以绕过宪法的连任限制,实质性地延续自己的统治。此事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意识到虽然俄国名义上还是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已和专制无疑。对俄国的态度也从始改变(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京再度上台,先是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再是更彻底修宪,可以“重置”自己的总统任期,关係恶化更大退步。
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中国近年来与美国关係恶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源于2018年中国的修宪,让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扑灭了。(作者:黎蜗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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