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筹组“全球专制者联盟”

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都属于非民主的专制威权政体，在外交方面不仅不须顾忌彼此国内人权状况，甚至还因为均属专制独裁者而“惺惺相惜”。（美联社）

沙乌地阿拉伯伊朗复交：沙伊争霸的长期历史行程下短暂妥协的权宜之计 

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乌地阿拉伯王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恢复外交关係，引发了世界政坛和舆论的震动。这意味著自2016年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因教派矛盾引发的衝突而断交后，时隔七年，两大高度对立的中东强国实现了重大缓和。 

本次沙伊复交之所以引起舆论震惊，一是因为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长期敌对，几乎水火不容，数年来也未看出明显缓和迹象。如今骤然复交，自然让各方惊讶；二是因为沙伊复交的声明是在中国宣布，并且是在中国方面直接参与下达成。这让人们对于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进一步深入，颇为关注与好奇。 

那麽，势同水火的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为何会突然宣布结束断交状态、恢复邦交呢？沙伊复交后两国关係会走向何方？对中东局势和国际政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在沙伊复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麽？这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和世界的渗透与影响力的何种变动？ 

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都是中东列强，无论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位列中东前五位。何况，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国，沙乌地阿拉伯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则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二。这意味著两国不仅在中东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都举足轻重。 

而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却是宿敌。二者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沙乌地阿拉伯国民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90%的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沙乌地阿拉伯王室还是麦加和麦地纳这两大伊斯兰教圣地的守护者。沙乌地阿拉伯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少的绝对君主制（君主专制）国家，国家的内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并为王室利益服务。 

而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亚塞拜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极少），国民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而掌控伊朗政权的伊朗教权势力，也是什叶派忠诚的信徒。不同于沙乌地阿拉伯的君主制，伊朗实行伊斯兰共和制、二元制，教权势力和民选世俗政府共同构成了伊朗的政权结构。 

因此，无论从民族、宗教信仰（所属教派）、政权体制，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都有著巨大的差异乃至深刻的对立。而两国在现实中的利益衝突，则让这种对立加剧，更加激烈和难以调和。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因均为君主制国家，又都是美国盟友，关係尚可因上层的勾兑勉强维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及其追随者鼓吹“输出革命”，试图颠覆包括沙乌地阿拉伯在内各伊斯兰国家王室政权，以及推动各国什叶派反抗逊尼派。而沙乌地阿拉伯同样兴起了瓦哈比主义（即逊尼派中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同样将什叶派视为死敌。 

于是沙伊关係急剧恶化，并在中东展开了激烈博弈。相对弱势和孤立的伊朗，通过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势力及政权，并鼓动巴林、叶门、沙乌地阿拉伯的什叶派势力对抗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打造“什叶派新月”，以图对抗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势力。而沙乌地阿拉伯则联合阿联酋、卡达、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围堵伊朗，打压各国什叶派力量。 

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是沙乌地阿拉伯的铁杆盟友。发生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即是萨达姆在沙乌地阿拉伯等国支持下，与霍梅尼的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压制什叶派崛起的意识形态衝突和争霸战争。 

后来，国际风云变幻，萨达姆政权与沙乌地阿拉伯反目成仇，后又被美国两次打击而使伊拉克政权易主。但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争霸仍在继续。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黎巴嫩到叶门，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进行著长期的“代理人战争”。 

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也在域外寻求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在冷战期间，尤其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就逐渐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并延续至今。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集团，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更没有政治道德，一切内政外交都是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荣华富贵。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恐惧共产主义革命、伊斯兰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统治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 

因此，在充满反美思潮的伊斯兰世界，沙乌地阿拉伯王室却坚定站在美国一面，以换取美国的坚定支持。而美国为了沙乌地阿拉伯的油气资源、地缘价值，也放弃了政治道德，不顾沙乌地阿拉伯专制独裁、压制自由、侵害人权的行径，鼎力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 

但沙乌地阿拉伯王室也并未将身家全部压在美国的支援上。由于美国政府总是面临支持侵害人权的沙乌地阿拉伯王室的批评与压力，时常提醒沙乌地阿拉伯进行民主改革，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颇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国靠拢，不惜血本购买包括中国的“东风”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并在涉及中国及中共政权的问题上积极支援中方，以换取中国对其的外交支援和军事保障。 

而中国政府当然毫不在乎沙乌地阿拉伯人权问题，甚至因“气味相投”而对其更加青睐。无论出于资源需求还是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中国都极为乐见沙乌地阿拉伯的亲近，将之作为极为重要的盟友善待。 

伊朗方面，则自伊斯兰革命后，走上了长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但在伊斯兰世界，伊朗作为波斯人为主体、什叶派信徒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与其他大多为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不仅与美国对立、与苏联和中国关係冷淡，在伊斯兰世界同样被孤立，只有叙利亚等少数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与其有密切关係。 

直到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逐渐放弃了“输出革命”和同时对抗东西方的政策。但伊朗与美国关係仍然十分紧张，欧洲各国也大都对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渐向中国和俄罗斯靠拢。中俄两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获取资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榄枝。于是双方建立了相对友好合作关係。但这种合作并不牢固，仅仅是出于利益需要，而无基于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紧密关係。不过，由于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权执政，共同的威权主义属性让三国的统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语言和利益诉求。 

除了域外国家，如何对待以色列，也是沙伊两国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现之一。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将以色列视为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公开发誓要将其从地球上抹除。在现实中，伊朗也处处与以色列敌对，并鼓动其他伊斯兰国家围攻制裁以色列。这既是伊朗教权势力鼓吹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也有以此吸引各国穆斯林对其支援的现实目的。 

不过，从现实利益层面看，伊朗强烈对抗以色列，是弊大于利的。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虽都远不及伊朗，但国力军力都十分强大，反而在与伊朗的衝突中佔据优势，给伊朗造成很大杀伤。伊朗许多科学家和军情人员被以色列暗杀，核电站被袭击瘫痪，都是例证。何况以色列有美国支持，伊朗则相对孤立无援。因此，伊以衝突中，伊朗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亏一方。 

而沙乌地阿拉伯则不然。虽然沙乌地阿拉伯不仅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穆罕默德发迹、建国的源头，沙乌地阿拉伯王室也以“圣地守护者”和伊斯兰正统继承人自居。但现实里，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对“消灭以色列”并无兴趣。虽然碍于公开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乌地阿拉伯也未与以色列正式建交，时常也会公开谴责以色列佔领巴勒斯坦领土等行为。但实际上沙乌地阿拉伯与以色列关係相对友好，双方高层往来密切，经济交流热络，政治军事互动也在暗中频繁进行。 

因此，在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衝突中，以色列当然是站在沙乌地阿拉伯一方（虽然大多数是暗中支持，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对于沙乌地阿拉伯在与伊朗的博弈中取得优势，是颇为重要的。 

总之，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各自合纵连横，在中东内外进行著长期的博弈。最近数年的典型表现，即是双方在叶门内战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缘上演著血腥厮杀。而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伊斯兰国”，同样有沙乌地阿拉伯暗中和间接的支持，打击著亲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乌地阿拉伯对国内的什叶派，更是严厉镇压，导致沙乌地阿拉伯伊朗断交的导火索，即是沙乌地阿拉伯政府处决了知名什叶派教士、社会活动家尼米尔及其他数十名什叶派人士。 

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沙亲以反伊政策，对于沙乌地阿拉伯是重大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乌地阿拉伯加大了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打击伊朗及亲伊势力的力度。直接介入叶门内战即是突出表现。而遭遇撕毁伊核协议、被美国重启制裁的伊朗，则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在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对抗中处于下风。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诱杀，更是让伊朗遭到极大挫伤。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叶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叶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乌地阿拉伯对叶门的入侵。而沙乌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军队，在叶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甚至连吃败仗。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乌地阿拉伯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乌地阿拉伯并未成功利用川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川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欧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乌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係的意愿。这显然对沙乌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乌地阿拉伯入侵叶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乌地阿拉伯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乌地阿拉伯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乌地阿拉伯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衝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川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衝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美联社）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衝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川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愿与沙乌地阿拉伯继续陷入零和式的殊死斗争，而是希望得到喘息，优先解决国内的动盪及与其他什叶派盟友的纷争。 

于是，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不约而同的有了减少衝突、缓和关係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和谈与复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为什麽协议的签署是在中国北京，而非传统上更普遍的在美国抑或欧洲某地签约呢？扮演调停角色的为何是中国政府，而非更多参与中东和谈的欧美呢？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下的一种必然，也是中国对中东事务介入加深的表现之一。最近数十年来，随著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入，所参与的外交调停越来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中国在调停中大多是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仅仅是在欧美主导下，参与一些例行公事的调解。但中国越来越不甘于做“配角”，试图主导一些国际纷争的调停权。而本次促成沙伊复交，就是一次较为突出的体现。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川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欧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美联社） 

而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许多颇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也值得争取。因此，中国在中东的投入不断增多，以加强与沙乌地阿拉伯、伊朗等区域大国的合作关係。而促成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国家握手言和，并共同与中国合作共进，当然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远不及美国。美国长期在中东事务中扮演著主导角色，这一点迄今也未有根本改变。那为何本次沙伊和解是由中国主导，且明显甩开了美国（甚至未提前知会美国）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沙乌地阿拉伯、伊朗三国，都属于非民主的专制威权政体，三国的掌权者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对这三国掌权者而言，他们都不在乎本国和他国的人权问题，在外交方面不仅不须顾忌相关国家国内的人权状况，甚至还因为均属专制独裁者，而“惺惺相惜”，并且希望共同抗拒民主世界“颜色革命”的威胁。 

如果是美国调停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争端，往往要涉及对两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在促使和谈同时要求两国改善人权。对伊朗自不必说，对于沙乌地阿拉伯，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各届政府尤其民主党人掌权时，都会督促其改善人权。如美国欧巴马政府，就将对沙乌地阿拉伯内政外交的支持援助与人权挂钩，要求其逐步实现民主化，且重点改善女性权利。川普时期的美国一度放弃对沙乌地阿拉伯人权的关注，还放任其杀害《华盛顿邮报》知名记者卡舒吉。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恢复了对沙乌地阿拉伯的人权压力，停止了对其入侵叶门的支持。这些都让保守顽固的沙乌地阿拉伯王室不满。如果寻求美国调停沙伊关係，沙乌地阿拉伯王室就更加受制于美国，不得不在人权议题上有所让步。 

但中国（准确说是中共政权，但为方便就以“中国”称之）对沙乌地阿拉伯毫无人权要求。对中国而言，沙乌地阿拉伯的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无论石油供应，还是涉新疆和香港问题，都需要沙乌地阿拉伯的鼎力支持。只要满足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诉求，中国就非常乐意帮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稳定内部政局和改善外部环境。 

而沙乌地阿拉伯也很乐意满足中国的要求，且这些年一直都在相关问题上全力支援中国。或许有人疑惑沙乌地阿拉伯作为穆斯林国家，为何在新疆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政府设立“再教育营”在内镇压穆斯林的行径？原因非常简单，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根本不在乎中国穆斯林的人权，他们也并没有真诚的伊斯兰信仰。它一边向全世界（包括前些年在新疆）输出属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义，又拒绝对世界各国因其行为而导致宗教衝突氾滥负责，更是毫不在意其他穆斯林的生命健康与权利自由。 

因此，中国与沙乌地阿拉伯一拍即合。而伊朗则与中国一直关係较为友好，自然也乐于中国调停伊沙关係。虽然一个月前习近平及中国外交代表团访问阿联酋时，承认阿联酋对由伊朗控制的若干岛屿的主权诉求，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但面对内部持续不断的政治反抗和外部的外交与军事困境，最终还是选择息事宁人，接受中国对沙伊关係的调停。 

不仅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迫切需要中国的调停，中国也非常渴望做成这一单“生意”。如前所述，中国对资源丰富的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颇为看重，又希望加强对中东的渗透。调停沙伊关係，对中国显然有利无害。 

更重要的是，最近数年，中国也处在内政外交皆严重受挫的困局中，需要有所成就和突破。无论是长期“清零”对国内经济民生的打击，还是外部与美欧日印等国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产生的衝突，都让习近平及中共所声称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与现实渐行渐远。而最近日韩关係的急剧转暖，也让中国感到危机。 

于是，中国希望在外交上扳回一城，从西方国家及周边宿敌的围堵中“突围”，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对抗自由民主势力的专制威权国家联盟。而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显然是非常合适的对象。而且，以调停国际争端的方式介入沙伊关係及中东局势，也符合国际和平的“政治正确”，不仅不会被广泛批评还能赢得讚誉。 

因此，中国积极调停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关係，并大获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沙乌地阿拉伯伊朗复交了，中国的外交调停成功了。这对于沙乌地阿拉伯、伊朗、中国、中东局势、世界政治，有会有哪些影响呢？ 

无论对于沙乌地阿拉伯还是伊朗，缓和了与对方的紧张关係，都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这也意味著，他们将加强对国内反抗力量的镇压。虽然他们互相是敌人，但在镇压各自内部异见力量方面，却有著高度相似的态度和目的。因为是中国而非美国主导两国调停，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调停方干预其国内人权问题，所以更能放心大胆进行镇压。 

而对于中东局势，沙伊和解看似是一个好消息。但这种和解是暂时的、有限的、权宜性质的，而不是长久和根本性的。由于双方在所属民族和教派上的差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在中短期内看不到走向完全和解和平的可能。而他们也不会放弃与自己在中东的盟友进行“合纵连横”，“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包围网”的对峙仍将继续，不过的确会有所降温。 

而沙伊复交对其他中东国家的正面影响也颇为有限。这两个国家的关係缓和，显然不是为了中东和平而是为自身利益。因此，他们不会积极促成两国之外其他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和解和平，中东各国都衝突尤其巴以衝突仍然回持续下去。因此，沙伊复交对于动盪不安的中东，并无太大助益。 

而对世界局势，沙伊复交本身的影响就更为有限。但它的另一个影响，即反映的中国、沙乌地阿拉伯、伊朗等专制威权国家内部的和解与团结，共同对抗自由民主阵营的倾向，则颇为重大。 

最近数年，美国和欧盟诸国，联合日本、韩国、台湾、印度等亚太/印太国家地区，建立基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联盟，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而在欧洲，欧美各国也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制裁。而俄乌战争爆发后，更是建立了统一的援乌抗俄阵线。中东的伊朗长期被孤立自不必说，沙乌地阿拉伯因其恶劣的人权也饱受欧美诟病。即便其资源丰富富裕至极，仍然被尊重民主人权的发达国家厌恶。 

因此，这些肆意侵害人权的专制威权国家，就积极合作、抱团取暖。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的合作早在进行，而沙乌地阿拉伯与中俄关係也一直较好。如今沙伊复交，反映了专制威权国家内部进一步的妥协与合作。他们也试图将更多专制威权国家拉入阵营，内部合作共同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对外则团结起来与自由民主阵营抗衡。各独裁专制势力的结合，不仅不利于这些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实现，长远看也危害著整个世界基于普世价值的进步与繁荣。 

当然，就中短期看，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复交，的确也会为中东带来一些缓和与安定，为中东实行持久和平带来一些希望。所以，就事论事，我们可以对沙伊复交表示欢迎，也应讚赏中国在促进两国和解进程中的贡献。 

但长远而言，由于沙伊两国深刻的隔阂与对立，以及其专制威权的政权属性、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国民的镇压，这种和解和平必然是不长久的、不稳定的。两国谈判复交中，没有人民充分参与和授权，只有统治集团之间的私相授受，也是反民主、缺乏合法性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治久安，两国早晚会因为历史与现实原因再度反目，重新陷入高度对立与衝突，代理人战争也将战火重燃。 

而中国促成两国的复交，事情本身虽值得称讚，但在促谈中明知两国和谈是为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反抗，而并不提及人权关切，也没有告诫其不要镇压国内异见者，也反映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罔顾人权、无视弱势群体利益，而专一讨好各国统治阶层、以利于中共自身统治为第一目的的外交方针之恶。 

总之，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复交及中国的调停，从短期看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了中东和平事业，但三方政权的性质及内政外交的理念与措施，则让本属好事一件的沙伊复交蒙上巨大阴影，甚至反映出了专制威权势力勾连互助的邪恶本质。 

对于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而言，想要实现真正的对外和平与对内稳定，都应当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自由，保障人权，尤其要保障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和特殊权利。“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人权的改善才能促成安定和平。 

而对于中国，同样需要改革，实现民主与人权。在对外政策上，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一党一派乃至一人利益罔顾普世价值，而应基于人道民主理念进行外交工作，并与欧美等世界各国坦率对话、真诚合作，促进世界各地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民生富足、区域和平。 （作者：王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