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当下俄罗斯政权的本质是白人至上主义——甚至普京对西方的厌恶也来源于“西方变得越来越不像西方了”。这意味着“听中国人的话”，并不存在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词汇列表里。
普京会“听中国人的话”吗？
北京是否“对俄罗斯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习近平出访莫斯科，北京对俄乌战争局势会有多大影响力》，作者杨山指出，一方面，人们可以说更强的经济纽带自然会让俄罗斯更依赖中国。但另一方面，熟悉俄罗斯的人都能意识到其当前政权的白人至上主义本质——甚至普京对西方的厌恶也来源于“西方变得越来越不像西方了”。这意味着“听中国人的话”，本质上并不存在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词汇列表里。
作者说，在未来一年，僵持局势既可能因为乌军战力的加强而打破（但前提是欧美要输送包括战机在内的更多重型武器），又或许，战事的拐点会从战场乃至两国之外出现。比如目前对俄罗斯极为重要的伊朗如果经济持续困在谷底，民众对政府的持续不息的抗议运动持续，而当局又继续犯下决策错误的话，整个神权政府都可能遭遇崩溃。在今年年初，伊朗政府甚至无力维持监狱系统的开支，释放了大量政治犯。这样的信号说明在
伊朗存在着爆发社会变革的巨大可能性。
尽管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缓慢而稳步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金融真正的风险何在？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金融末日”没有成为现实》，作者陈志武分析说，中国房地产集团恒大地产的麻烦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中国金融末日的预言。它们往往每隔几年就会重新出现。但是重复该预言的华尔街、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把纯粹的市场逻辑应用到中国经济上，这种逻辑是行不通的。尽管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缓慢而稳步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文章说，中国的恒大式修复方案虽然化解了短期危机，却没有引入改革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允许低效的企业倒闭的市场经济，而是奖励不负责任的行为，使过度借贷和浪费资金的现象长期存在，导致反复出现金融困境。软着陆可能变得更难实现。中国可能面临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外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系列经济挑战：高额债务、疲软的房地产行业、长期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和萎缩，以及同美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恶化。中国监管部门的问题解决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金融末日预言者的错误。但他们最大的考验可能还在前面。
马英九是习近平的“老乡”？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马英九原来是习近平“老乡” 还有什么事不好商量》，作者卓然注意到，维基百科记载的马英九祖籍是江西永新县，籍贯则为湖南湘潭，他的祖父身后也葬在这里，而他本人则出生在香港九龙油麻地，也就是逃港难民大本营的调景（吊颈）岭。就在启程前夕，官媒突然将他的祖籍溯源到了陕西扶风。这样一来，老马不仅是道地的中原华夏儿女，还是习近平不折不扣的老乡。
文章说，回头看看习近平，他的祖籍是河南邓州，籍贯为陕西富平，而他本人出生在北平。但习本人更宁愿归宗于陕西，原因有二：一是那里是习父闹革命打天下的根据地，二是那里有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习本人接受文革洗礼的梁家河大寨所在，这两地恰是他继承红色江山的血统认证书。
作者认为，基于上届总统大选的历史教训，马英九个人愿望显与国民党的执政目标互为矛盾，马习相忘于江湖，或许不无遗憾，但对朱立伦或侯友宜等人而言，感到到的毋宁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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