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文章：上周末普京获得的“选举”胜利，虽在所有人意料之中，但并非仅具象征意义。因为确有很多人曾经相信，普京挺不了这么久。不过，对普京来说，更具实质意义的胜利，并不是他在战场上还没有完全被击败，而是另有两个事实。
一个就是，俄国经济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击垮，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另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普京达到了他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目的，把习近平的中国彻底绑到了俄国的战车上。现在，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盟友都非常清楚，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两个绑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独裁者，联手做困兽之斗。这意味著，亨廷顿预见到的“文明冲突”，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新阶段。
亨廷顿在美国看到了文化多元主义行不通，他也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实践中，看到了美国把自己的“普世价值”硬推向全球，也行不通。冷战终结后的历史证明了亨廷顿的预见，那就是以西方发明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地缘政治冲突之终结，绝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冲突的展开，因为非西方文明的相对实力必然随现代化而增强，从而会强化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反抗”。
不过，亨廷顿并不认为，文明之间，尤其是“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爆发全球大战不可避免，当然，他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亨廷顿预见到，由于中国体量太大，其国力迅速扩张若带来严重不均衡，有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比伊斯兰文明更危险的因素，“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亨廷顿试图想像这个压力展开的地缘政治逻辑，正确地预见到了一些重要情节，如中国控制南海的野心，但他的想像与当下的现实，出入也非常之大。亨廷顿根据文化相近程度判断，台湾和日本都会顺从崛起的中国，而俄罗斯则会加入西方阵营与中国开战。也就是说，亨廷顿很难想像，
俄国和中国这一对冷战后期的冤家对头，仅仅为了两个疯狂的独裁者保住个人权力，会重新走到一起，不惜与美国和西方打一场鱼死网破的核大战。那么，如何理解亨廷顿想像的逻辑与现实的重大误差呢？这个误差对文明冲突未来的形态和后果又意味著甚么呢？我的看法是，亨廷顿没有想到中俄两国的精英和领导人，会如此低能和自私，由此导致的文明自伐、自残乃至自杀，给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美国和西方领导层和精英更多补救和纠错机会。换句话说，亨廷顿关于中国崛起冲击世界秩序的想像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有机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把台湾收回来，而且把日本也绑上战车。结果是，爆发一场高度毁灭性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全球大战。
按照这个逻辑，普京和习近平联手保权而导致俄中两大文明的自伐、自残和自杀，有可能避免文明冲突最坏的全球后果。因为这两个独裁者糟蹋了两大文明的实力和资源，从而减少了世界发生动荡和灾难的规模。但这个逻辑也隐含著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俄中两大文明的自伐、自残和自杀会让他们无力打全球大战，从而不会对外部世界带来太大灾难。这个逻辑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那就是俄中，尤其是中国的内乱，并非不可能给世界带来一场形式不同，但规模和烈度都巨大的灾难，正如武汉瘟疫全球大流行所警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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