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尔、甘地与孤独的国际和平日

本周古道尔的辞世引发全球悼念。与此同时，国际和平日几乎被人遗忘。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再次为非暴力不合作正名。

上个月的一天，我在厨房里看见了蚂蚁。先是一只，然后两只、五只……很快我发现，它们是一支队伍，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我很好奇它们是怎样进来的。

接下来我意识到，跟它们怎样来相比，更重要是它们怎样走。我做不到伸手拍死它们，也不想对它们投毒。刚好有几天外出的时间，我把厨房里的食物和厨具全都腾空。几天后回来，蚂蚁消失了。

大概这也算是一种“人兽冲突”，尽管这个概念指的是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双方都造成消极影响，如恐惧、受伤、死亡和财产损失。其实，蚂蚁钻墙、蟑螂入室又何尝不是如此?

给每只黑猩猩取一个名字

跟野生动物相比，蚂蚁、蟑螂等昆虫智商情商双低，繁殖力太强，入侵人类住宅，似乎唯有一死。因此，即便我不愿拍死它们，也不会像灵长类动物学者珍·古道尔(Jane Goodal)对待黑猩猩那样，给每只蚂蚁取个名字，还跟它们拥抱、亲吻和挠痒痒。那样的话，我就连拿走它们的食物都做不到了。

有学者认为古道尔和黑猩猩建立情感关系，影响观察和研究的客观性。这种批评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些学者去工厂做女工访谈，都尽量保持距离，只把她们当作工作对象，恨不得使用编号而不是名字。但古道尔主张，黑猩猩同样是独立的生命个体，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古道尔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以及她持之以恒对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的努力，给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她在本周三（10月1日）的辞世，带来举世悲伤，全球媒体报道，可谓备享哀荣。

孤独的国际和平日

古道尔等学者的努力，让人类应该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除非遭受直接的生命和生存威胁，人类不应该残忍地猎杀和驱赶动物。

然而，在人类每天都在大规模残杀人类的今天，对古道尔的追思尤其让人感到悲哀。在和一个朋友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对北约的挑衅及和平主义之后，我才想起来本周四(10月2日)是国际和平日，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日子。

这一天也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行动先驱圣雄甘地的出生日。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将这一天设立为国际非暴力日，也称为国际和平日。

我在电脑上打开旧相册，用了几个小时，回顾了自己在2009年初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甘地纪念馆(Gandhi Smriti)时留下的影像。这不仅仅是对甘地的致敬，也是对当下人类处境的凝思。

这是本文作者、时事评论作家长平2009年初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甘地纪念馆(Gandhi Smriti)时留下的影像

《南德意志报》专栏作家赫里贝特·普兰特尔（Heribert Prantl）在本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国际和平日在当下显得格外孤独，比以往更加孤独。暴力与反暴力的循环正在加速，强者的法则正在成为当下的主导理念，和平主义的选择似乎再无说服力。

普兰特尔回顾道，1938年纳粹在德国发动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袭击之后，甘地在公开信中依然强调，即使面对纳粹的恐怖，唯一的道德和宗教选择仍是非暴力与公民不服从。刚刚从德国逃到耶路撒冷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回应中痛切质问：“圣雄，你知道还是不知道，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人们在那里经历了什么?”

今天，面对乌克兰战士和加沙难民，和平主义听起来也像是虚伪的甚至没有人性的高谈阔论。

10月2日是国际和平日，这一天也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行动先驱圣雄甘地的出生日。图为印度新德里的甘地纪念馆

非暴力，而且不合作

我多次写文章为非暴力不合作正名。我指出，在“六四”残酷镇压之后，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图图主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基于误解和误导：他们要的只是“非暴力”，而不是它修饰的中心词“不合作”。甘地当年做过的很多事情，搬到当下的中国，一定会被谴责为太过激进。比如，他组织人们集体焚烧居民证，带领民众到海边自制海盐以抵制官盐，号召大家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上法庭，不入公职，不买英货等等。

我认为，今天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利用和平主义反对援助乌克兰的话术中，也故意忽略了与专制政权“不合作”的要义。正如川普的支持者以为，他和独裁者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就是和平主义一样，实在是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极大的误解。

普兰特尔说，人类与文明迫切需要和平主义。和平主义意味着在坚硬木板上缓慢钻孔，它需要承受痛苦，同时也需要理性与克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专制独裁国家，可能需要钻更多的孔。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相信甘地的谆谆教诲：“世间没有通往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即是道路。”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