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做好了两手准备，不行只能回去”

新冠疫情之后开启的“润日”潮（“润”指“run”），正随着中日关系的急转受到考验。 去年底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后，数十万“润日”中国人也许正经历钓鱼岛事件以来最冷寒冬。 有人感到歧视变多、感叹创业艰难，甚至眼见中国雇主卷款跑路...... 政策门槛提升、拒签案例增多，社会“与华脱钩”思潮泛滥，大环境的转变令他们隐隐绷紧神经，“不行只能回去”。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在日中国人就呈现逐步增长。 1989年，在日中国人的登录人口为13.7万人，这一数字如今已翻了6.5倍。 不过，今天的“润日族”与当时有很大不同。

“新政让永居遥不可及”

黄先生（化名）2024年和太太从沈阳移居东京，从事广告企划和旅游接待，每年都会回国一两次。 “这几年中国人比较多，有些日本政客藉此炒作造势，渲染中国人挤占了他们的福利资源。”

“不少人做好了两手准备，不行只能回去。”黄先生说，签证续签审核变得严格，拒签的案例增多。 而经营签提高了门槛（见另稿），实力比较雄厚的，应该还好。 小微企业就比较难继续在日本立足，容易被淘汰掉“。

日本政府2月修订《永住许可相关指南》，“5年有效期的在留资格”成为申请核心门槛。 2018年赴日的孙先生在关西经营民宿，他解释，在留资格年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外国人普遍获批3年签，受雇大型企业才有机会取得5年。 “新政相当让永久居住权对于部分人变得遥不可及”，其中包括他自己。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不确定性”，孙先生指出，政策存在朝令夕改的可能，加上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不清楚日后是否出现更多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性政策。 而另一条路径归化，即加入日本国籍，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能否取得永住资格有较明确标准，归化则视乎审查人员的主观判断，同时日本右翼也呼吁提高归化门槛。”他说：“能待就待，待不下去也就这样了。”

去年刚拿到永住的小马（化名）是“幸运儿”。 不过他觉得，今年歧视的事情多起来了。 和不少游客一样，小马对餐厅里的阴阳菜单感到疲惫，外语菜单更贵，且有时服务态度不好。 最令他深有感触“环境变差”的事，则是经营房地产的前中国雇主卷款跑路，“据说欠了20亿日元，主要做华人生意”，更有朋友上亿日元买房钱被卷跑。

邦交冰点 涉中日交流业务陷困

通过配偶签“润日”的阿琪（化名）指出，入境前要申请的入管局居留许可（COE），等待时间在中日关系紧张后，由四五个月变成8个月，“另外，之后续签的费用也大大上涨了。 身边的氛围有一些紧张“。

旅日逾三十载的知名媒体人徐静波总结，近年日本政府大幅放宽外国人投资门槛，导致许多有移民倾向的外国人大量涌入，多数是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大多拥有较为浓厚的资金，在日本抢购塔楼高级公寓或土地、抢购阿尔法等高级商务车、抢读国际和私立学校的资格成为常态。”这恰恰也成了日本社会仇视的“外国人问题”一大核心内容。

“受所谓外国人问题影响，日本政府去年开始收紧在留资格条件，有一部分润日族不得不回中国，或考虑再次移居其他国家，东南亚或欧洲。 整体来讲，面向中国人的补习班，中餐馆，旅行社，房地产中介均面对业绩下滑。”早稻田大学日本全球经济研究所招聘研究员舛友雄大对本报指出，这几年日本一直是最热门的移居目的地，这一局面似乎结束。 他说，不少“润日族”近期在日本的生活遭遇困境，与日中关系的走势不无关系。

这股寒风的体感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熟识日文、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从事与中日交流无关的工作能让令人为难的情况大大减少。 小学时期就移居日本的敏敏（化名）生活上如鱼得水，但从事中日IP交流的她，最近工作阻力“特别特别大”，“都快失业了，挺难受的”。

日本寻“没有中国的发展之道”社会“多了有色眼睛”看中国人

IT从业者Jojo是“90后”，移居东京差不多满一年，“我们来了之后积极配合融入，遵守规则，学习日语。 凡事先预约，保持礼貌和安静，基本上没啥问题“。 虽然宏观层面听说有对外国人的歧视行为，包括房子难租、不会说日语被店家赶出去，作为在香港生活过的内地人，这点歧视不算啥，还是和其他白人（男）一同被歧视，感觉爽多了”，她半玩笑地说。

徐静波指出，日本开始寻求“没有中国情况下的发展之道”，社会与经济界出现了“放弃中国”的脱钩思潮，导致一些中资企业在日本的经营活动趋于困难，录用中国留学生的日企减少。 中国人在日本购地买房审查比过去严格，获得银行贷款的机率也下降。 但他强调，日本社会并没有出现只针对中国人的刻意抗议、袭击、拒绝行为，只是多了一双有色眼睛看待中国和中国人。

“日本人对在日华人的印象，开始构成左右日中关系的新因素。”舛友雄大表示，政府下一个焦点之一，是今夏总结外国人取得土地的具体管制方案。 “这或影响到中国上中阶级新移民的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