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胁迫时代”的到来

《世界报》发表评论写道，过去，出口禁令只是贸易战中的工具；而现如今，即便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说错了话”，也都有可能招致北京的制裁。欧洲已经陷入了一个微妙而危险的境地。这篇题为《枪口下的欧洲》的评论写道：

“本周，经济界再度敲响了警钟。欧盟驻华商会（EUCCC）表示，在华1600家欧洲企业中，许多公司现在刚刚意识到，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持久性的商业危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各方往往尚未意识到到对华依赖的严重程度。欧盟驻华商会主席埃斯科伦德（ Jens Eskelund）在发布相关报告时强调：‘我不认为有人真正知道，如果离开了中国，欧洲是否还有生产牙膏的能力。’他无奈地说到，目前并没有简单而快捷的办法，来解决对华依赖问题。欧洲企业界似乎对自身的处境感到震惊。

迄今为止，欧盟一直试图推行减少这种依赖性，即官方所谓的‘去风险’战略。但是，按照欧盟驻华商会的说法，欧洲企业的对华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在不断加深。因为，现在独立专家们呼吁欧洲应采取更激进的做法。智库‘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盖尔克（Tobias Gehrke）表示：‘如果有人拿一支装了六颗子弹的手枪对准你的头，你取出其中的四颗子弹，显然还是不能化险为夷。欧洲也必须掏出自己的手枪。’他主张欧洲应采取新的对策：欧盟应加强威慑，转守为攻。但是，欧洲又有哪些具体的威慑手段呢？

欧洲完全可以效仿北京去年4月4日的做法，也对一些重要物资的出口实施管制。例如芯片生产设备的零配件。这样做当然风险很高，毕竟芯片对中国同样不可或缺，如果布鲁塞尔真的采取行动，习近平极有可能予以反击。但与其长期受胁迫，倒不如来一次鱼死网破的对决。进口限制也同样是值得考虑的方案。中国的生产量远超其国内需求，而生产过剩的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都必须流入国际市场，而其中很多产品的最终归宿就是欧洲。因此，布鲁塞尔官员手中也同样掌握者一个杠杆，可以借助关税等手段为进口增加难度。但这样做无异于直接攻击北京的商业模式，相当于公开宣战。西班牙前外长、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担任教授的拉亚（ Arancha González Laya）表示：‘我们不应当因为担心报复而谨小慎微，但也不应卷入无谓的冲突。’”

《世界报》的评论写道，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海冲突将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的表述，遭致了中国的强烈反制。这表明，同美国总统川普一样，中国也将经济和政治议题混为一谈。过去，出口限制是贸易战中采用的一种手段，而现如今，即便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说错了话’，也要担心遭到中国的经济报复：

欧洲可能将要面临艰难时期。过去多年来，虽然中国也曾多次对欧洲大陆实行胁迫，例如抵制挪威的三文鱼，H&M的服装，以及立陶宛的木材。但这类制裁行动基本都是非正式的，例如突然加强海关检查、拖延清关时间等等。这种官方刁难尚属国际贸易中的灰色地带范畴。但在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专家盖尔克看来，中国正在对上述措施实行制度化，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官方黑名单、制裁以及出口管制等手段。盖尔克甚至认为，‘胁迫时代’正在来临。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也必须制定自己的‘经济威慑理论’：威慑力度之大，使其无需使用就能让对方产生恐惧。他表示，川普和习近平上一次就稀土争议达成停火，令欧洲不劳而获。‘但下一次冲突发生时，欧洲就必须带着自己的筹码走上谈判桌了’。”

《商报》副主编Christoph Herwartz 在一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民意支持率的评论中写道：

”很多人都认为，至迟在爆发了毫无章法的伊朗战争以及汽油价格暴涨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会起来反对他们的总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仍有四成美国人对这位总统感到满意。这些人究竟在川普身上看到了哪些过人之处呢？我相信，一个至关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答案是，这一切同希拉里·克林顿多年前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对中国崛起提出的警告密切相关。

当年，克林顿主张通过加强合作来加深相互依赖，从而避免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她期望，这样一来，双方对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会超过发生冲突的意愿。但从那时至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少，而美国则越来越依赖中国。

完全有理由可以批评克林顿的‘美中合作论’过于天真，并认为有必要为美中冲突做好准备。而川普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向国防、战略产业以及美国国内的能源供给投入大量资金，他加强同海湾产油国家的盟友关系，并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等中国的能源伙伴发动攻击。

川普的行事方式有时不够专业，无视国际法准则，甚至草菅人命。但这一切对许多美国选民来说，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据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谈到尼加拉瓜独裁者时曾经讲过：‘他或许是个恶棍，但他毕竟是我们的恶棍。’我相信，这也正是当今很多美国选民对他们总统的看法。他们并不相信他的道德操守，但却相信他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