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妃弟弟回忆录 披露葬礼揪心内幕

我对葬礼后最深的记忆，是几乎没有人真正照料哈里。

查尔斯·斯宾塞

葬礼前一两天，一位朋友开车送我从奥尔索普前往伦敦的皇家礼拜堂。这座小巧而古老的礼拜场所位于圣詹姆斯宫对面。

戴安娜的灵柩从巴黎运回后，直到葬礼前夜，一直停放在那里。我去独自陪伴她。

彩绘玻璃窗透下的斑驳日光洒在灵柩上，提醒我戴安娜已不在人世。我坐在灵柩旁，开始对妹妹倾诉，表达爱与悲伤，并替她许下承诺。

我独自在皇家礼拜堂中，对着戴安娜念起悼词。在那个时刻，幻想似乎占了上风，仿佛她在为我的话轻轻鼓掌。

“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我这样开口。实际上，我仍坐在戴安娜的遗体旁，念到最后时，我为自己是她的哥哥而深感骄傲。

礼拜堂的寂静仿佛被轻轻掀起。尽管已是9月初，空气中仍有夏末的气息，但我似乎听见一阵响亮的旋动声，仿佛秋风卷起干枯的落叶。

在那一刻，幻想无疑接管了我不堪重负的感官，仿佛戴安娜在为我的话轻轻鼓掌。

这种想象给了我希望，让我相信，等真正开口时，我会说出她希望我说的话。

葬礼当天，我在断断续续的睡眠后早早醒来，随后被送往圣詹姆斯宫，送葬队伍从那里出发。

此前，查尔斯王子曾因轻慢戴安娜、贬低我们家族的责任感，我愤然挂断他的电话，此后再未与他联系。

有人带我穿过走廊去见他时，我看见威廉和哈里在一间侧室里，屋里开着一台大电视。

我心想，在电视上看着母亲葬礼的前奏，该是多么令人不安。我也第一次——那天还会有很多次——对两个外甥在这样几乎无法承受的时刻表现出的镇定印象深刻。

我被带进一间起居室，查尔斯王子独自坐在那里。他礼貌而拘谨。我们谁也没有提起那次电话争执，仿佛彼此已许久未见、未曾说话。

我们谈论别的事，比如我母亲和两个姐姐的情况，以及那天早晨天气多么晴好，诸如此类。

终于，该下楼了，该走向外面等待着的一切了。

转眼间，我已站在圣詹姆斯宫外，知道戴安娜的灵柩很快就会出现。

菲利普亲王也在那里。他平日的粗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静而温和的善意。他显然下定决心，要帮助失去母亲的两个孙子走完这段送葬路程，而且做得很得体。

查尔斯王子则试图主导安排，显然事先认真考虑过我们5名主要哀悼者该如何在戴安娜灵柩后方列队。

当他说：“我走中间，威廉在我右边，哈里在我左边”时，菲利普亲王用平静的语气否定了他，不给任何异议留下空间。

“不是这么走。”他说。随后他朝我点了点头，继续说：“查尔斯代表的是他的妹妹和她的家人，所以他走中间，威廉和哈里分列两侧，你和我走在最外侧。”

查尔斯王子看上去有些痛苦，但面对父亲的权威，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

我始终无法不注意到，哈里看上去是那样瘦小、单薄、失怙无依……我想，这个心碎的孩子究竟要怎样承受接下来这一天强加给他的痛苦？

戴安娜的灵柩从她位于肯辛顿宫的住所出发，沿肯辛顿高街穿过海德公园，此刻来到我们面前，停放在炮车上。这个载具在我看来，与我妹妹天性中对和平的热爱完全不相称。

这一切有一种可怕而又惊人的美。灵柩上摆着白花——我和家人送的是百合花，前方还有一束格外醒目的花束。卡片上用稚嫩的笔迹写着一个令人心碎的词：“妈妈”。

对我来说，那始终是这一天最灼痛的画面：一个儿子写给已逝母亲的、无声的绝望呼喊。

我无法不去看哈里。他显得那样瘦小、单薄、失怙无依。我心想，他太小了，不该承受这些。这个心碎的孩子究竟怎么熬过这一刻，又怎么可能承受接下来一整天注定要加诸于他的痛苦？

威廉看上去则更克制一些，尽管毫无疑问，他同样承受着极其深重的痛苦。那时他简直就是母亲的翻版：高挑、英俊、庄重。虽然我也非常在意他的感受，但那天早晨，哈里更让我担心，因为威廉显得更沉着，也更成熟。

出发前，菲利普亲王继续以平静而权威的口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一起行进，不能看起来像是在随意散步，要尽量保持步伐一致。

他还说，我们应始终直视前方，微微低头。这么做一方面会让我们看上去带着某种军人般的肃穆，另一方面也很实际：目视前方，有助于避开路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马粪。

接下来发生的，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比宣读悼词还要难熬。 此后许多个断断续续的噩梦里，这一幕都反复重现。

那简直像地狱。我们走进那条悲伤的隧道，尤其令人难以承受的是，我们无法通过注视人群中某一张具体的面孔，去消化那股情绪。

最原始的情感以惊人的规模、持续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我们根本无法处理，只能感受到它。

我们5个人很快找到了一个节奏，却也很难始终维持，就这样朝着那场可怖的行进走去。

真正消耗人的，是那一波又一波、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情绪。尽管它们出于善意，却构成了一种精神折磨。

有时会有大约100码的路段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抽泣声。接着，可能会有一个声音哀号起来，引发一片“我们爱你，戴安娜”的呼喊，其他人则高声向威廉和哈里表达同情与支持。

这片无边无际、全神贯注的人群中，很多区域似乎都被一种仍在流动的悲伤裹挟着。那种悲伤极具感染力，甚至危险，在十几个方向上此起彼伏地被点燃，却始终牢牢聚焦于我们这支可怜的队列。

有那么一刻，我心里想，查尔斯王子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位前夫，与她的婚姻在4年前如此痛苦地破裂，并在1年前以离婚告终——他本不该出现在前妻的葬礼上。

外界给出的理由是，他要陪伴儿子。但男孩们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近乎疯狂。

我焦虑的是，自己不能侧头去看看哈里情况如何。但有一刻，我们短暂走到一座巨大拱门下，脱离了视线。

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这里没人看得见我们，便赶紧侧身抱了抱哈里，给他打气。“干得好，哈里！” 我说，“你真的非常了不起。”

随后，我们5人继续并肩而行，步伐沉重而沉默，走在全世界面前。

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门时，8名身材高大的士兵上前接管灵柩。他们来自威尔士卫队，是专门为威尔士王妃挑选的扶柩者。

戴安娜定制的棺木内衬厚重铅层，沉得让扶柩者都明显吃力，甚至一度踉跄。我一度以为他们可能抬不住，甚至会让棺木坠地。

但卫兵们还是咬紧牙关，坚定地扛住了这份重量。

我被带到自己在教堂中的位置，坐在北侧耳堂，紧挨着母亲。我环顾近亲家人，每个人都因悲痛而面色惨白。

灵柩另一侧、南侧耳堂里，整齐坐着王室成员。我想到，其中一些人生前支持过她，另一些人则对她离婚后地位下降幸灾乐祸。

我看见迈克尔王妃的脸。戴安娜曾把她称作自己在肯辛顿宫的“噩梦邻居”。在戴安娜失去“殿下”头衔后，她曾拦住我妹妹，假意和善地说：“别担心，戴安娜——你只需要在公开场合向我行屈膝礼就行了！”

还有玛格丽特公主。她原本一直是戴安娜很好的盟友，直到那次《全景》节目采访播出。玛格丽特认为那是对王室不可原谅的背叛，因此再也无法原谅她。那天早晨，戴安娜灵柩从她面前经过时，她选择不向灵柩致意。

我忍不住一再看向两个外甥。我总想确认他们情况如何，但又不愿与他们目光相接，免得他们觉得自己正被评判或注视。

他们坐得离母亲的灵柩那么近，毫无私人空间。全世界都在深切关心他们，却也同时吞噬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刚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悼词。25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再看过。

我记得自己走向讲坛、踏上台阶，也记得害怕自己无法把从口袋里展开的那几页散纸上的内容念完。

我知道，只要中途停下来，我就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所以，保持势头是关键。

当我念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时——“也许戴安娜一生中最大的讽刺在于：这个被赋予古代狩猎女神之名的女孩，最终却成了现代时代被追逐得最厉害的女人”——我终于能用一种不容忽视的语言，说出戴安娜遭遇的真正恐怖，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记得，当我说出这样一句令人震动的话时，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人显得有些意外。但随后，我感觉周围的人都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意识到，我的指控是真实的、公允的，也令人震惊。我们怎么会让这一切发生？

在向戴安娜致辞时，最难熬的部分无疑是最后几段。到了那时，我的体力和自制力都已耗尽。

我迅速开始失控，同时清楚地知道，自己正走到全文中最私人、也最令人动容的一段：

“威廉和哈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深深牵挂着你们。失去这样一位女性，连她都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已被悲伤撕扯得支离破碎。至于你们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我们甚至无法想象。”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勉强讲完结尾。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几乎无法抗拒想要立刻离开这座巨大教堂的冲动。那里仿佛跳动着悲伤。

我越来越感到窒息。为了撑住并留在原地，我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也许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终于念完悼词而松了口气，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失去手足这一毁灭性事实的延迟反应。

我怀疑，前几天一直想着、担心着这篇悼词，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让我暂时没有完全直面那个惊人而无法理解的事实：我最小的妹妹已经死了。

仪式终于结束后，我和家人被带出威斯敏斯特教堂，驱车前往尤斯顿火车站，我们将从那里乘坐王室列车前往奥尔索普。

我刚上车，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那是我的姐夫罗伯特·费罗斯。他不仅娶了我的姐姐简，还是女王的私人秘书。

“查尔斯，”他说，接着对我在教堂里的表现说了许多温暖的话。显然，那一刻也深深触动了他。

我对那段前往奥尔索普的火车旅程最深的记忆，是我担心哈里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当时，他正试图从那个可怕的上午中缓过来。

他当然最需要的是戴安娜的拥抱，而那将永远不可能再有。可他得到的不是平静与抚慰，而是被任由情绪失控。

我后来常常回想，觉得如果当时有人在这种时刻给予他更多关怀，对他此后的人生会有极大帮助。可那时，他在绝望和痛苦中显得如此孤单。

列车开出一段路后，罗伯特示意我跟他走到车厢一角的安静处。

“我刚接到女王的电话，”他说起女王时，总是带着那种庄重的语气，“她想把戴安娜的‘殿下’头衔还给她。”

我看着他，试图消化这项提议的分量。

戴安娜会怎么想？我心里问自己。

离婚、退出婚姻时被剥夺这个头衔，曾深深伤害过她。这件事显得如此小气，又带着报复意味。她或许不再是未来国王的妻子，但她永远会是另一位未来国王的母亲。

片刻之后，我觉得自己从心底知道她会如何看待这项身后追授：“女王当然是一番好意，罗伯特。但现在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我是说——戴安娜已经死了。”

他点了点头，低头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后来我也想过，我的回答是否正确。也许戴安娜会觉得，在墓碑上刻上“殿下”也并非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也许她的儿子们会珍视祖母对母亲作出的这个姿态。

但在那一刻，我对戴安娜有一种格外强烈的保护欲。我毫不怀疑，这份安慰奖式的补偿是空洞的，尽管女王的表示本意良善。

这个头衔本就不该在她生前被剥夺。若非如此，也就不必在她死后再提出归还。

女王最初听到戴安娜遭遇车祸的消息时，曾不耐烦地问：“她这次又在折腾什么？”那时，事情的严重性还没有显现出来。

戴安娜去世后，女王表示，希望将她的灵柩安放在温莎城堡附近弗罗格莫尔的王室墓地。

但我的家人态度坚决：戴安娜必须回到奥尔索普。我们知道，她会希望如此。更何况，在她去世前几乎整整一年、也就是离婚时所受那套羞辱的一部分中，她的“殿下”头衔已被剥夺，因此她实际上也不再符合安葬于王室弗罗格莫尔墓地的资格。

头衔被剥夺曾伤害过戴安娜。这样做，原本就是要向她、也向全世界强调，她的王室时代已经结束。

她曾被全世界视作王室极为独特的资产——当然，王室内部一些更为嫉妒的人并不这么看——而他们却认为，她应当接受自己被重新归入平民行列的现实。

至少，这种小气做法倒让她免于被安葬在弗罗格莫尔某个毫无意义的墓位里。

我该把我深切哀悼的妹妹安放在哪里，才能永远保护她？我决定，最容易让她安息无扰的地方，就是奥尔索普那几百年来一直守护着隐私的围墙之内。

圆形椭圆湖中的那座小岛很快就让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地点。那是戴安娜在庄园里最喜欢的地方，而湖水天然形成了一道护城河。

奥尔索普庄园的两名林务员约翰和尼克开始用镐和铁锹挖土，为她修建墓穴。彼得伯勒主教及其牧师也驱车前往奥尔索普，为此地举行正式祝圣仪式，因为只有这样，这里才算是合乎基督教礼仪的安葬地点。

当戴安娜的灵柩终于抵达奥尔索普庄园时，司机和安保人员小心地拆下固定在灵柩顶部王室旗帜上的别针。

随后，他们恭敬地换上一面印有斯宾塞家族纹章的旗帜。戴安娜一直以这个徽章为傲，婚后她还把它纳入了自己的王室纹章。

我和姐姐们选定由维克托·马兰牧师主持下葬仪式。他是家里的老朋友，曾任附近北安普敦主要新教教堂诸圣堂的教区牧师。

他从戴安娜十几岁起就认识她，对她的离世显然十分悲痛。他身上有一种温和而平静的共情，决意在那最黑暗的一天里，尽自己所能帮助她和我们的家人。

扶柩者来自威尔士王妃所属的军团。他们此前从电视画面中已经知道棺木会异常沉重，因此处理得很稳妥，没有操之过急。

他们以协调一致的碎步，而不是齐步行进，走过浮桥。桥身在他们脚下微微作响。

除了她家中的两名工作人员，以及我当时的女友乔茜——戴安娜曾与她相处过，也很喜欢她——参加下葬的人几乎全是戴安娜的亲属。

所以，当我在岛上看见一个穿深色西装的陌生人时，我有些意外。他看起来像是查尔斯王子随行人员中的一员。

他试图不引人注目，神色慌张地看着我，然后说出一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话：“请别理我——我是一棵树！”接着，他把自己缩到岛上一棵山毛榉垂下的几缕稀疏枝叶后面。

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显然完全没有成功隐身。他眨眼的次数，远比一棵树该有的多。

在牧师念出基督教安慰祷词时，戴安娜被缓缓放入墓穴。我们几个人把各自的鲜花抛进墓中，落在棺木上方。

查尔斯王子从我献给戴安娜的花束里抽出一枝，轻轻放到前妻的棺木上。我当时为戴安娜感到愤怒，心想，他可真是慷慨。

但在这样一个深重失去的时刻，愤怒终究只是次要情绪。 这场安葬既极其痛苦，又异常庄严而动人。

摘自查尔斯·斯宾塞所著《绝唱：戴安娜，我的妹妹》。

作者：查尔斯·斯宾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