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立军其人的秘闻、图片、视频，以及各类长短不等文章的接连发出，王立军也渐渐被看作是中共权力体制的标本性人物。一方面，王立军身为重庆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指挥着“枪杆子”;另一方面，他还组建了自己的新闻宣传队伍，指挥着“笔杆子”。在枪杆子和笔杆子此左膀右臂的帮衬下，王立军一路高歌勐进，同样地，也在体制的洪流里瞬间输得一败涂地。
王立军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比起靠花大把钱财买来的高位，他的自我奋斗显得不同凡响。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
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表演家，他使本来一件在别的警察做起来不过小事一件，在他做来就变成十分富有英雄气概的举动。据悉，即便是抓捕一个小偷或者一名走私者，他也会带上大队人马，开着“沙漠风暴”，携带冲锋枪前往，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压力，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拿下嫌疑人。他在重庆组织的第一大战役是“缉枪治暴”之役，他动用专列运送上千名特警和武警赶赴现场，对一个山洞实施了爆炸，一举摧毁由自己事先布置的“地下兵工厂”。正是这种常人所不敢为的表演，让他获得了常人所不敢想的荣誉和地位。他不但拥有一大堆诸如“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等非凡的荣誉称号，更是一路官运亨通。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王立军的行事风格一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夸张而不显荒诞，夸张而凸显个性。低调是时下官场的流行风格，它背后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又彼此心照不宣。不难想象，有时在表面的低调下则是隐藏着胆大妄为的腐败。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
官场上的人们对形式的需要远胜于对真实的需要，对表面的需要远胜于对实质的需要。正是对形式的特殊偏好，使当局热衷于追求声势浩大的场面，运动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它也是官员喜欢使用的推动工作的法宝。生产“大会战”是毛泽东时代最常见的场面，各式各样的运动更是在大陆中国不间断地上演。重大的政策部署都以运动的形式展开。重庆将“唱红”变为运动，无比展现排山倒海的阵势，它的“打黑”同样通过运动的方式要显示摧枯拉朽的气势。
运动式“打黑”对王立军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公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斗争，如追逃专项斗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黄扫非专项斗争，王立军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具体部署、指挥、落实，每次都重拳出击，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快速出击、异地关押、刑讯逼供、短期内摧毁大量犯罪团伙，是他多年职业生涯中打出声威、警威的基本招数。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以及他的一批公安局的心腹骨干--文强团伙--作为黑势力的保护伞被收入法网，标志着重庆打黑进入高潮。打击黑势力的重点领域由此从商界转向警界内部，成批的警员从警察队伍中清洗出去。
王立军冲冠一怒的治警风暴和打黑行动轰动全国，打黑英雄王立军的名字在各类媒体上占据着显着位置。在一个普通大众对贪官污吏和官商勾结满怀愤恨可又无可奈何的社会，官员的意外死亡都会引起大众的快意狂欢，他们看到众多的富豪、高官、警察被收拾，无不报之以热烈地欢唿，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恶人遭到了报应就是一场胜利，谁能让他们暂时享受胜利的快感就是希望之星。
铁碗权力在中国永远都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官员也乐于表现自己说一不二的魄力和权威，城市规划一定是大手笔，城市改造必须大拆大建。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王立军对常规行动感到不耐烦，他“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2010年他获得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枪杆子和笔杆子形成权力体制的左膀右臂，文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在机构设置上已经固定，在人事布局上已经定型。一般地说，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宣传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都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分享决策的最高权力。公安局长不仅指挥着一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队伍，还指挥着一支特殊意义上的警察--武警部队，宣传部长是当地引导舆论、管理舆论的最高长官。王立军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公安局长，也是一名出色的宣传部长。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他还组织专家研讨重庆打黑模式。一时间，有专家学者乐意为他效劳，热情洋溢地讨论和颂扬“立军新政”，有中央级的大型媒体主动为他服务，有数十所高校包括一些着名高校纷纷聘请他担任教授。对于唯一他无法控制的网络，他便采取官方通行的渗透办法，即组建庞大的网评员队伍冒充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赞美重庆警方的“正面信息”。在精通所有引导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并炉火纯青地加以应用方面，他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省市的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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