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李天一案 拔起萝卜带出泥

　中国着名军队歌唱家之子李天一涉轮奸案在北京被判10年监禁。案件自从被曝光后一直倍受中国舆论关注并引起激烈讨论，因为李天一案涉及富二代、贫富分化等多个社会敏感话题。

　　但李天一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是中国独生子女受宠溺的现象；二是社会分化，特权和富裕阶层越来越成为憎恨的对象；三是中国社会分化扭转了社会价值取向。

　　独生子女

　　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略早于改革开放，迄今为止已经实行了30多年。第一批独生子女在 10年前就进入婚育年龄。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大量独生子女在家庭收到溺爱和娇惯。受溺爱的独生子女往往被说成占有欲强，不顾及他人，对父母过分依赖，甚至有傲慢和霸道表现。

　　许多独生子女成为唯我独尊的“小皇帝”被说成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附属现象。李双江和梦鸽在公共场合赞扬李天一有才华，有个性，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在李天一涉案被曝光，以及两年前李天一因寻衅滋事被劳教时，李天一被称作“李衙内”，许多人认为他不仅被父母宠坏，而且在社会上胡作非为。

　　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许多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包括星二代涉及刑事案件和恶性交通事故，使它们成为众矢之的。

　　“xx二代”

　　3年前在河北省发生官二代酒驾撞死路人逃逸案，肇事者被拦截时声称“我爸是李刚”。这起撞人案使“我爸是李刚”成为“拼爹”的名句，引起舆论哗然。

　　另外还有许多富二代还涉及其他诸如宝马撞人案、豪车飙车撞人等恶性交通事故，以至于宝马和一些豪华跑车在中国成了“富二代”的身份标识。不仅如此，一些富二代在北美驾宝马和其他豪车交通肇事往往也成为国内媒体特别关注的消息。

　　涉及各种“二代”的负面消息成了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对立的的独特标志。在公众眼中，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群的眼中，这些各种“二代”代表了某种贵族阶级的雏形。

　　渴望高贵

　　欧美社会也有独生子女，但他们只是社会中的零星个体，不能成其为一种社会现象，因为那里没有执行过大规模的生育政策或法律。同样的道理，西方社会也不乏官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但他们似乎没有像在中国的二代那样引人注目，因为西方社会贫富阶层/阶级早就尘埃落定，他们有持续了3代、4代、乃至n代的富人阶层。

　　在英国这个仍然有王室特权和贵族头衔的国家，尽管政党的真诚度一直受到批评和质疑，但执政党无论工党还是保守党（自撒切尔夫人时期开始）都主张建立“无阶级社会”，即认为英国已是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无阶级社会”乃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其中已经没有特权贵族阶级和反叛或革命阶级的位置。

　　相比之下，在中国这个消灭了王朝，随后又消灭了富裕阶级的国家，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新兴的富裕阶层却开始热衷于同贵族和上流社会相联系的象征符号和品味。

　　如今的社会楷模已经是那些在商海搏杀的各种“老总”和富豪。新富阶层为说明自己不是暴发户，一般会去1949年前的历史，甚至最近的王朝历史中寻找自己不同寻常的家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所谓的民国热、民国范儿和对前朝怀旧，甚至各种旧军阀、姨太太家世都能成了高贵的证明。

　　“钟摆效应”

　　没有经过阶级革命的英国同经历过政治变革的中国社会比较，各自的社会价值变化似乎都表现出某种“钟摆效应”：特权社会平民化，平民社会贵族化。

　　崇尚上流社会和贵族范不会没有社会代价，所谓上流社会和贵族品味的背后往往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在时下中国流行的各种宫廷戏，和关于大宅门，大商人的影视作品中表现无遗：皇上，奴才，妃子，丫鬟......这种“权”和“贵”的文艺彻底颠覆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过去的语录所代表的社会价值。

　　李天一的母亲梦鸽在案件审理前后的表现，至少在媒体报导中的表现，都一步步落入娇惯纵容子女和为富不仁的套路。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儿子开脱，另一方面同律师一起指责强奸案中的受害少女。他们要求司法当局调查所谓涉嫌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为李天一开脱。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甚至在评论李天一案件时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李天一除了有家庭的溺爱纵容，不能不受社会流行价值的影响。梦鸽说“儿子没错，错的是社会环境”。后半句说得并不错。

　　但她在争取法官同情的时候，却把不久前上海法官嫖娼的事扯进来，说“上海的4个法官还是成年人，非常优秀的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失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