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明澤出現在哈佛派對上 呆一小會兒不多說話

　　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地方像波士頓一樣，在如此小的土地上聚集了如此多的頂級大學。在這個常住人口僅三百萬的城市，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是權貴的兒女、中產的兒女、貧困的兒女。最終，他們都是波士頓的兒女。 波士頓和這裡的頂級大學，塑造了面目全新的一代中國精英留學生。波士頓不僅給了他們知識和人脈，鼓勵挑戰和創新，更幫助這些精英學生認識自我，重新建構他們與家庭、社區、國家乃至和這個世界的關係。在能力和技術之外，波士頓給了他們每個人不一樣的眼光和格局。“有時候，往往就是這一點點的清晰直覺，就可以讓一個人做出非常不同的選擇，擁有許多嶄新的特質，甚至湧現出難能可貴的勇氣和執行力。我深深地為此感激您。” 多少年後，世界也會同樣感激他們，這群正在改變中國的“波士頓人”。

　　我記得，2011年習**還會出現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派對上，那很少的一兩個她充分信任的朋友的派對，用化名，只停留一小會兒，不多說話。幾個月後，她父親正式上台，我們再沒看見她在任何公眾聚會場合現身。2011年走在波士頓街頭有時候可以撞見薄瓜瓜，被一堆朋友簇擁着，總是外國朋友，總是在笑。他的性格開朗外向，頗受歡迎，然而他會謹慎地只在外國同學中交朋友。關於2011年的波士頓，我還記得的一件事，就是徐小平帶着他的真格基金來哈佛搞創業比賽，幾組選手花幾分鐘做個創業演講，徐小平從中選出自己滿意的給天使投資。老實說，大部分選手是懷着玩票的心態去比賽，並沒有正兒八經地要創業。在那個充滿古怪點子的的比賽上，我匆匆一面認識了一個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叫陳郢，他剛剛在台上講完自己的創業計劃：做中國農村的貨郎，把各類零售商品帶到貿易不便的中國農村去賣。他的演講應該是很精彩的，因為他最後拿到了徐小平的天使投資，可是我已經不太記得他的演講內容了，記憶猶新的反而是，他做完演講便走到觀眾席的最後，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那裡，朋友叫了一聲他的名字。我記得朋友臉上又是歡喜又是崇敬的表情，那麼親近，那麼信任。

　　我下一次再聽到陳郢的名字是在2013年春，我和另一個朋友在哈佛邊上的一家日本餐廳吃飯，她突然講到陳郢。她講幾周之前陳郢給她和另外幾個朋友群發了一個郵件，談自己創業一年來的感想。他說一年前即將從哈佛商學院畢業，想到自己真的要回到中國農村做個貨郎，心裡又興奮又害怕。有一天晚上他是對創業這件事情那麼那麼恐懼，睡不着，就起來坐在寫字檯前，拿出一張白紙，把自己所有害怕的事情都列在紙上：

　　辦公室被黑幫砸了

　　談項目陪喝酒喝到吐

　　四十歲之前都找不到女朋友

　　在偏僻農村合伙人突然逃了拋下他一個人

　　……

　　他把所有的恐懼寫完，發現自己還沒有用完一頁白紙，於是放了心，回到中國開始做貨郎。

　　我的朋友之所以要告訴我這個故事，因為她也即將從哈佛肯尼迪學院畢業回中國創業，她想創立一個幫助農民工從城市雇主手中爭取權益的公益組織。她之所以那麼在乎城市中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因為她的很多親人就是農民工。她出生在兒女眾多、重男輕女的客家村落，全憑自己的努力和堅持才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工作數年，她又被肯尼迪學院錄取了研究生，可惜沒有給獎學金。她不指望從家裡拿到一分學費，於是決定延遲一年入學，一整年她向國內多家公司化緣，又申請了無數國際上的獎學金項目，終於湊夠了來肯尼迪學院讀書的錢。在肯尼迪學院，她是中國學生會的主席，這裡的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成分很複雜，有部長的兒女，首富的兒女，中紀委派來進修的幹部……而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客家姑娘。

　　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像波士頓一樣在如此小的土地上聚集了如此多的頂級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波士頓學院、塔夫茨大學、布蘭迪斯大學、百森學院……更別提那些頂尖的職業學院：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政策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設計學院、音樂學院。在這個常住人口僅三百萬的城市近四十所大學中，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是權貴的兒女、中產的兒女、貧困的兒女。他們是波士頓的兒女，在這座城市中他們暫時是平等的，富貴的和貧窮的住在相差無幾的宿舍里，享受着相同的教育資源，參加同樣的活動，被同樣的事件所激勵。有時候我會想，二十年後等這些波士頓人發達了，我應該寫一篇文章，講二十年後的中國如何被千里之外的這座小城影響：它漫長寒冷的冬天，它晴朗浪漫的夏天，它清澈碧藍的海水上無數隻大學生的帆船，無數朋友告訴你他想要開個教育或者醫藥或者IT或者諮詢公司……這樣獨特的氣候和環境一定影響着來這裡求學的無數中國留學生，繼而影響着中國。現在我想寫寫這些年輕的波士頓人，他們中有很多選擇了創業。

　　一、

　　我和陽光書屋的緣分始於2010年冬，谷歌公司推出了一個新產品：Google Ngram Viewer，把從16世紀至今人類出版的五百多萬本書電子化做了個詞頻統計。Google Ngram可以讓你比較“福爾摩斯”和“愛因斯坦”的知名度，你會發現，1956年“愛因斯坦”這個詞在印刷書籍的出現頻率首次趕超了“福爾摩斯”，並在日後的幾十年保持領先。它還能讓人感知現代人的無情，在1929年還有不少書裡提到“1920”，而在1999年，很少書裡會提到“1990”。它還能讓你發現，1903年和1910年的兩度諾貝爾獎對居里夫人的知名度幫助甚小，她的出名更多是因為後世的女權運動造了這個神話。總之，這是一個讓人極度上癮的小玩意，玩多了我就決定用它去寫畢業論文。我讀了產品背後的學術論文，由一個哈佛的演化生物學團隊（！）發表在《科學》雜誌上，提出了用統計詞頻的方法研究人類文化演變的新穎觀點。按圖索驥地去找這個進化生物學的網站，我發現這個研究團隊中居然有個半生不熟的朋友：當時在哈佛讀大四的楊臨風。

　　因為寫那篇畢業論文而和楊臨風來回了幾次Email，從“半生不熟”變成了“不太生，有點熟。”2011年夏天，看到他在人人網上貼照片，在甘肅和湖南的農村課堂，孩子們打開“曉盒子”，舉起了“曉書”——那是一台專為中國農村學生設計的平板電腦，我才知道他在創業做農村教育信息化。

　　兩年過去了，我和楊臨風說我想寫寫他的陽光書屋，他的第一反應是：不要把他一個人塑造成偶像，他希望我能講講陽光書屋的整個團隊。

　　這個團隊中有秦玥飛，他從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後正在湖南省衡山縣賀家山村當大學生村官，陽光書屋在湖南試點的學校正是在秦玥飛的村子裡。有劉禹琦，他從斯坦福大學大三休學為陽光書屋全職工作。有朱若辰，杜克大學畢業，高中畢業時就有一顆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有楊歌，高中時獲得過北京市長獎，耶魯大學畢業，現在在芝加哥大學讀物理博士。還有CEO楊臨風，在創立陽光書屋之前，他的經歷是伊頓公學、哈佛大學、BCG諮詢公司。

　　陽光書屋在中關村的辦公室有十多個全職工作人員，在試點學校有全職的項目專員，在世界各地有近百位志願者，都被戲稱為“光年”。“光年”中一半有國外留學背景，剩下的一半多是就讀或者畢業於國內的知名學府。

　　這個團隊的目標是利用信息化來改善中國農村教育。2010年Kindle在美國爆紅，iPad剛剛推出，兩位好朋友楊臨風和楊歌在電話里聊天，意識到在電腦不普及的農村，一台配置較低的廉價平板電腦就能給學生們帶來很多改善，就有了送平板電腦進農村的想法。團隊中的多位成員在大學期間去農村支教，發現孩子們除了教科書之外沒有任何讀物，他們的閱讀能力因之遠遠落後城市孩子好幾年。一個讀初中的農村孩子，很可能連一句簡單的句子都讀不通順。如何把書低成本地送到交通不便的鄉村？從長遠看來，搭載着電子書的平板電腦的成本要遠遠低於送實體書。

　　創業兩年多來，陽光書屋成功研製出了適合中國農村孩子的平板電腦“曉書”以及一系列相關的教輔軟件，正在湖南和甘肅的幾所農村學校進行試點。

　　可想而知，這樣一個精英團隊在創業之初碰到了很多不信任不理解，覺得他們壓根不接地氣。從創業一開始，楊臨風就意識到陽光書屋的成功關鍵是推出緊貼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產品。他告訴我一件軼事：他開始有做廉價平板電腦的想法，其實是因為一個起源于波士頓的公益項目“一人一機”( One Laptop Per Child)，這個項目在拉美大獲成功，在秘魯和烏拉圭每個孩子都有一台“一人一機”的廉價電腦。他被這個項目的精神感染，參加了創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的演講。在演講上，Negroponte展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張照片：在非洲的山洞裡，小男孩在向父母展示他的“一人一機”電腦，電腦屏幕上是芝加哥證交所的股市行情。這個被芝加哥股市交易圖所照亮的屏幕，是整個山洞中唯一的光源。

　　這張溫馨的照片卻讓楊臨風產生了疑問：芝加哥的股市行情和這位非洲小男孩的實際生活有什麼關係呢？他進而又想，在拉美如此成功的項目，有沒有試圖在中國農村推廣過呢？

　　他發現，在汶川地震時“一人一機”曾經給都江堰的一所學校免費送去了1000台電腦。可是，這些學校只用了一個月就把電腦全部鎖起來了。究其原因，一則“一人一機”沒有派人去當地指導師生如何使用這些產品，二則當地老師很快發現電腦中並沒有與學校課程直接有關的內容，對提高學生的成績毫無幫助。事實上，“對提高成績沒幫助”，恰恰是“一人一機”項目在應試教育盛行的亞洲失敗的原因。

　　這件事對楊臨風、楊歌、朱若辰觸動很大，他們意識到“曉書”如果要成功，就必須在提高農村孩子學習能力和興趣的同時，也結合中國教育體制的實際情況。

　　為了適應農村學校電源插座少的現實，負責硬件的楊歌設計了專門的充電盒，一個教室的所有“曉書”能放在一起充電。

　　為了適應農村互聯網速度慢，陽光書屋在試點學校鋪設了本地無線局域網，使“曉書”能順利維護更新。

　　為了讓農村學校能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資源，楊臨風甚至說動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四中加入試點，使這些農村學校能共享北京四中的課件。

　　“接地氣”更直觀的表達，則是通過“村長”秦玥飛。這位耶魯畢業生常常耳朵上插兩根煙，一件綠色軍大衣，皮帶上夾三隻手機，一雙防泥的雨鞋踏進試點學校，給校長敬一支煙，然後去找項目專員，詢問“曉書”近況。

　　2013年夏天是我第一次光顧陽光書屋在中關村的辦公室，辦公室在一幢昏暗的大廈里，一樓沒有電梯，需要先下到地下室，再乘電梯上去。民居和辦公室混在同一幢樓里，辦公的多是一些和陽光書屋一樣的小型創業公司。在辦公室的門上，貼着如何提高團隊效率的規章：何時編程，何時查郵件，何時做群體討論。

　　那天下午楊臨風和一個捐方剛見面完，從外頭回辦公室，一進門嚇了我一跳，和去年比起來，他黑瘦了太多，臉頰瘦得凹下去。在辦公室對面的大廈，他租了間一室的公寓，住着他自己和另外三個全職員工。暑假的時候，這間公寓會湧進更多的實習生暫住，連陽台上都搭着床。CEO的拼勁和自律感染着書屋的所有人。剛入哈佛時，楊臨風的夢想是去硅谷創業。大四拿到了來自硅谷的錄取通知書，卻忍痛割愛選擇回國辦陽光書屋。拒絕硅谷的那天，他有些惆悵。可是他反覆對我強調，他不想被刻畫成一個為了在中國搞公益而犧牲個人前途的聖人。他選擇搞陽光書屋，因為“這一切實在太好玩了”。

　　駐紮在試點學校的項目專員對師生做了大量的訪談。問老師，他們缺什麼，老師最常見的反應是“缺習題！”大部分農村教師習慣了填鴨式的死記硬背，他們很少會注意到，學生們長期以來的學習方式和學習習慣非常差，更不會注意到，自己的備課和上課方式也有問題。這些都是陽光書屋通過產品致力於改善的地方。楊臨風們討論着諸如“可汗學院”和“翻轉課堂”這些教育界的新概念，研發出app讓孩子儘量在課堂之外學習到知識點，在課堂上不再學新知識，而以老師輔導作業為主。他們創造的“陽光書包”app，讓老師可以把備課的內容交互到學生的終端上，讓孩子養成預習和複習的習慣。“陽光提高班”app，可以讓孩子們在課前通過陽光書屋的短視頻預習，而在課後進行知識點測試，由機器決定是否要重看視頻，鞏固知識點。

　　當楊臨風說“不但要理解客戶的需要，還要改變和創造這些需要”，一個重要的潛台詞是，要摸清楚哪些需要可以被改變、被創造，這意味着不斷的嘗試——失敗——再嘗試。我在書屋裡做了兩年多的志願者，在幾百封email中目睹了陽光書屋如何從“小清新”地空想一些理想化的客戶需要，到摸索創造出較成功的app產品。兩年前我為陽光書屋寫過《哈姆雷特》這樣的名著導讀，為一度開設的閱讀課寫過詳細的教案來教汪曾祺的小說，甚至編過一本電子雜誌登載詩人的童詩……這些天真的嘗試都失敗了，陽光書屋的小客戶們反饋說這些內容太難了，太虛了，他們更希望能學會現在完成時、兩元一次方程、語文課上的難詞難句，於是有了“陽光書包”、“陽光提高班”、有了課程組的許多知識點短視頻。兩年後的現在，我仍然是書屋的志願者，仍然在為書屋編電子雜誌，不過雜誌的內容不再是詩人的童詩，而是刊登孩子們自己寫的優秀作文。

　　二、

　　我第一次認識平川的時候，他在波士頓大學讀大二，在社交網絡上問我能不能把我的一篇文章貼在他的“寰宇風致會社”。我被這個大名頭嚇到了，去那個網站上一看，是個有些激進的青年博客集，這個網站沒過多久就不能在中國大陸訪問了，可是這個有平川在高中時代搞起來的風致會社卻不斷壯大，吸收了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為會員。

　　2011年冬，平川還在讀大三，風致起頭和哈佛大學的一個學生社團搞了個“辛亥革命百年論壇”，邀請了一批國內知名學者（袁偉時、楊天石等）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宣講自己的辛亥革命論文。也許是因為和平川認識，我深知這個由學生組織的准學術會議的背後的籌劃多麼亂糟糟，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最後能開幕簡直是奇蹟。而這個為期兩天的會議卻成功吸引了北美各州四百餘名留學生參加，坐滿了一個大禮堂。那兩天大雪加風暴，學生們濕淋淋地出現在會場，坐在階梯教室里認真聽演講做筆記，在雪地里艱難走路去難吃的中餐館和國內的教授們吃飯……這場亂糟糟的學生策劃的會議比所有的官方學術會議更加紀念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那場會議之後沒過多久，平川就對我說要在風致里設一個獎學金，讓在美國堅持學文科的中國學生（這些人相比較學習經濟或者理工科的留學生實在是太需要勇氣了）能經濟無憂地做學術。平川說，他希望有才華的人能在本科就有資金去做自己的田野研究、能不用擔心研究生項目付不出學費、能堅持讀下貧苦的博士。我被感動了，然後問他，獎學金的錢哪兒來？

　　他沉吟了片刻說，所以風致要開始想辦法賺錢了。他說這話的口氣讓我覺得，他也才開始模模煳煳地想到自己濟世向學的雄心需要大筆金錢。

　　再過沒多久，平川說要拓展風致的會員，找到足夠的人脈才能創業。他開始在上海和波士頓的高級會所里辦大型派對，從派對後的照片上看，平川大概在那兒認識了不少高富帥和白富美。

　　然後有一天，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有辦公室了。報出辦公室的地址差點嚇死我：那是波士頓最貴的商業區。我趕過去圍觀他的辦公室：在這條波士頓最繁華的商業街上，他租了一幢很窄的寫字樓里不到十平米的一小間，幾個和他一樣年輕的大學生正擠在一起喝珍珠奶茶、做網站、群發郵件給常春藤盟校里的教授，請他們暑假來中國給高中生上大學基礎課。

　　我笑他，真有教授會睬你？

　　他說，有啊，多着呢。

　　看來這些教授們也和我一樣，被他這辦公室地址給唬到了。

　　那年平川大四，從波士頓大學休學，回國辦自己的輔仁暑期學校。

　　2013年夏，輔仁暑校已經到了第二年，我恰在上海，就去轉轉。暑校為期一月余，教室選在上外賢達學院的某一層，玻璃門上仍然貼着Kaplan的招牌，平川說那是上一任租客，他們還沒有時間把牌子換掉。

　　今年的暑校招到了一百名學員，大多數是高中生和高三畢業即將升入美國大學的准留學生，學習文學、歷史、經濟、寫作等課程，這些課程都能轉成大學的正式學分。課程的老師都是美國名校的明星教授，哈佛教授Matthew Kaiser在哈佛可容納千餘人的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教文學，而哥倫比亞大學的Richard Billows則是歷史系主任。在暑校，學生不但可以和這些名師上課，還能參與教授的研究項目。每個周末，暑校安排了旅行、社交、演講活動。

　　兩年來平川收穫了一些神奇的合伙人：一個三十六歲的律師，帶女兒來聽去年的講座，然後決定加入。一個從南加州大學休學的年輕人，本來是想讓平川加入自己在武漢的公司，聊了之後卻決定第二天就搬到了上海，帶着他所有的家當、女友、還有一隻小狗。

　　在上海我還見到了平川的投資人之一張文吉，他是平川在波士頓大學時的同學，現在已經是波士頓學院的哲學研究生，馬上就要申請哲學博士。他不避諱家庭的財富，他的父親生意成功，經營過地產炒過證券投資過電影，靠南非的白銀礦廠發了財。在父親的一家許昌的公司，張文吉被註冊成了法人。他也不避諱財富對於他沒有什麼意義，除了因此能隨心所欲地追求夢想。而他的夢想是“理解世界”，他覺得最好的途徑便是學習哲學，與智者博弈。他的偶像是維特根斯坦，這位出生於歐洲豪富家族的哲學家散儘自己繼承的家產，專心研究邏輯學，張文吉在維特根斯坦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智性生活。至於張文吉的父親，倒也沒有逼迫他去繼承自己的生意，還挺支持他的學術之路，雖然對具體追求什麼學問並不關心，只是覺得最好是“在哈佛做學問”，有面子。當然啦，每個中國家長都有個哈佛夢。

　　張文吉就是靠着父親的哈佛夢拿到了錢給平川的輔仁暑校投資，騙父親說通過暑校有機會認識哈佛教授，對申請博士有好處。我一聽就樂了，“這個他都信？”張文吉說，“你總要對投資人講些他們想聽的。”

　　我問張文吉為何不自己創業而選擇給別人投資，他回答了一段很有趣的話：“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看到它成功、賺錢，這又怎麼樣？這不過是在做證明題，證明了某種前人開創的商業模式的成功。”商人之子不屑於這樣的證明題，他希望能整合別人的理論，甚至開創自己的理論，去輸出理念。這就是他更想要做個哲學家，也是為什麼平川這個“輸出理念”的暑校能得到張文吉的投資。

　　在輔仁暑校的辦公室里，我和平川聊了半小時，兩人啃餅幹當晚飯。在這半小時中，助手們不斷打電話給他或者直接闖進辦公室處理些火燒眉毛的小事故。在這片混亂中，平川斷斷續續地對我講，明年夏天一過，他就必須回波士頓大學修完最後一學期然後畢業。我問他，“什麼叫必須？再不回去學校就要踢你走人？”他說，“不是。我GRE成績快過期了，我想要申請研究生。”“為什麼申請研究生呢？”“我也像張文吉一樣很想做學術啊，我的夢想是寫一本政治學專著！”

　　“這都可以！”我聽了很吃驚，不知道一年後平川將如何兼顧學業和創業。可是我馬上想到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讓我吃驚。朋友圈裡並不是人人都贊成平川，有人說他幼稚、浮躁、不靠譜，可他無疑有着超凡的執行力，是他這個波士頓大學的本科生（而不是哈佛的任何人）異想天開在哈佛開辛亥革命的會，是他在波士頓最貴的商業街給自己安了辦公室，是他決定群發郵件只找全美最好的教授來中國給高中生上課，“這都可以！”我幾乎每次都是這個反應。而他卻每次都能在亂七八糟之中做得風生水起。

　　晚上九點多，平川忙完了一天，路過一間教室，有幾個住讀在暑校里的高中生正在玩多米諾骨牌，這些高中生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國際學校，在學校學的是英美的教材，父母早就打算好了送他們出國。平川走遍了全國這些學校為輔仁做廣告，終於拉來了這些客戶。看到平川，他的客戶們親熱地招呼，詢問他的意見：某個教授明天要走了，他們在為難送別卡片上應該寫這個教授的名還是姓。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暑校實現了扭虧為盈。我想平川大概真能靠這個輔仁暑校賺到第一桶金，到時候他就能實現兩年前告訴我的夢想：成立風致會社自己的獎學金，讓在美國堅持學文科的中國孩子拿着這些錢做田野研究、繼續深造。張文吉則說，他們更遠期的理想是做大輔仁，然後到中國的貧困地區去辦中學，招收優秀的學生，讓他們享受到免費的優質教育……這些好事聽起來太遠了，於是像個夢，夢的烏托邦，大家嘲笑它們通通是天方夜譚。只有平川相信這些事，既相信它們應該實現，也相信它們可以實現。於是他嚯地站起來，去干他的事業。

　　三、

　　九十年代的北京朝陽區，十三歲的初中男孩愛上了同班的女孩，他們說要一輩子在一起。這個男孩還有一個一起長大的好哥們，他們說長大了要合夥開公司。然後初中畢業，男孩隨着父母移民到了波士頓，在這裡上高中、大學、進諮詢業工作、進商學院，和他的女孩和哥們隔了一個太平洋。

　　故事有一個童話般的結局：2013年秋，我在波士頓見到了年近三十的劉曉，他和初戀女友已經結婚七年了，正在和好哥們程遠合夥做兩人的第二個公司。

　　他們是這樣告訴我這個童話故事的：劉曉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正忙着呢。”程遠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就是來玩的唄。”我還見着了劉曉的前室友彭一，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看我這身材適合去GQ當模特麼，我特想上封面。”沒人想要停下來和我正經說幾句話。三個大男孩穿着舊兮兮的的運動褲、套頭衫，他們身後煙霧繚繞，肉香四溢，他們面前有一堆人排着隊：“給我一串羊肉、一串牛肉、一串鵪鶉蛋。””One chicken, one shrimp, and one tofu, please.” 有人看着菜單躊躇了半天，問“烤腰子是烤什麼腰子呀？”程遠說，羊腰子。那人皺了皺眉毛，擺擺手走了。

　　2013年六月底，劉曉從以創業聞名的百森商學院 (Babson College)畢業，在波士頓的中國城地鐵站外面開了家賣烤串的流動餐車，大紅卡車上刷着中文名字“無二烤肉”，英文名字Wow Barbecue.

　　劉曉終於忙過了這陣，跳到餐車後面跟我講話，餐車的後門開着，飄出來全是煙味和孜然味。我手裡拿着他們烤的羊肉串，味道真好，邊吃邊對他說，要不換個地方？這裡煙太大。他說就站在這兒吧，挺好的，能照顧到生意。於是，站在煙霧中，吃着羊肉串聽劉曉講，他的初戀女友，他的鐵杆哥們，他的愛情和事業……“怎麼能維持那麼久的長距離戀愛呀？”“人長得搓，找不到其他姑娘唄。”“怎麼想到賣烤串？”“諮詢業做煩了唄。”這些童話般的故事聽起來不再那麼小清新，而是充滿着生活的煙火氣，反倒更讓人信服安心。

　　程遠說，我就是來玩的。這句話是真的。他和劉曉在2011年實現了初中時的夢想，開了自己的第一個公司：北京參美參貿易有限公司，說白了呢，就是把墨西哥的海參運到中國去賣。問他生意如何，他說，“之前還不錯，習總上台之後就不行了，打壓公款吃喝。”再問，便說，“你知道海參在中國的買家是誰嗎？”賣海參的生意陷入了瓶頸，他得閒從北京來波士頓，在烤串餐車裡“玩”，盤算着最終把烤串店開回北京。

　　彭一說，他身材適合去當GQ模特，也是真的。我回家後查了查“無二烤肉”的 Facebook主頁，有着八百多個“贊”，7月份剛開張的時候主頁君上傳了張照片：上身赤膊的彭一拿着幾串烤串，秀着自己的六塊腹肌。既是賣肉，也是賣“肉”。問彭一，現在六塊腹肌還在麼？他說，何止六塊，已經八塊啦。

　　CEO劉曉維護着“無二烤肉”的Facebook主頁。主頁君節操很少，新鮮事裡除了更新餐車的新動向、新位置，還有各類花邊新聞：今天有人開着尼桑GT-R跑車來買烤串，明天有個身高175的嫩模光顧，後天主頁君的90後美女朋友有作業要交大家幫幫忙填個調查問卷……8月30號，主頁君的新鮮事是：“學生們，你們馬上就要開學了:( 無二烤肉替你們蛋疼！所以我們明天從中午12點到下午4：30 會免費贈送一串烤鵪鶉蛋或者烤台灣香腸。 一個學生只可以拿一串免費的串，必須要給我們看你的學生卡 (過期的學生卡不算。。。)”

　　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團隊，近十個投資人沒一個超過三十歲，大部分是在校大學生或者新近畢業生。劉曉是唯一全職撲在這樁生意上的人，他通過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輪番向眾粉絲髮布餐車的最新動向。其他投資人周末過來幫忙（其實是自己覺得好玩）。投資人們擠在餐車裡串串、烤串，大喇叭放着中國的流行歌曲，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聊最新的PS3遊戲，只有最熟的朋友間才存在這種融洽氣氛：他們想必已經在一起打了很多場籃球，去了很多次夜店，參加了彼此的婚禮，在家後面的院子裡辦了好多回燒烤派對。

　　在那些烤肉派對上，彭一是大廚，他烤出來的串大家都覺得好吃死了。“這麼好吃，可以去開家店啊！”肯定有很多人這麼順口一提。彭一的燒烤配方於是成了劉曉一伙人開始賣烤肉的一大原因。創業的其他原因呢，劉曉說：想和朋友們一起做一點事；覺得這樣的小攤很溫馨，有童年的感覺。

　　十一月的周末，我跟着劉曉和程遠出了一次車，為了在上午十一點趕到市中心中國城的銷售點，我們從八點半開始取車，加水，加油，加氣，從廚房裡拿出一箱箱的串……餐車由一輛1988年的雪佛蘭卡車改裝，老爺得厲害，一個轉彎廚房裡的東西就七七八八地掉。程遠開着車，對我說：“記者啊，你一定要寫寫，波士頓的路況太糟啦。”

　　因為“想和朋友一起做點事”而辦起了烤肉餐車，開起來之後合伙人們才意識到他們低估了餐飲業的辛苦和運營成本。除了食物本身的成本，還有油費、市政府向餐車收的稅、在市中心租個小冷櫃的租金（三千美元一個月！）……幾層油刮下來，烤串車真正是薄利多銷。為了在激烈的餐飲業競爭中存活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大。一開始多少有些玩票的劉曉一夥，現在已經下決心把這樁生意好好發展。他興奮地拉我去看自己的第二輛餐車，比第一輛大得多，一個月之後就可以上路，“1995年的雪佛蘭呢！多新！”自然啦，和1988年的那部一比，新多了。他還買下了波士頓郊區的一個店面，兩個月之後就準備開一個烤串實體店。兩部餐車加一個店面，估值就要上百萬美元了。

　　和楊臨風和平川的事業相比，“賣串”顯得很“屌絲”，這也意味着拿着MBA文憑的劉曉做這個決定需要更大的勇氣。聽我講起劉曉的創業故事，我身邊的朋友評論說，“我可不想自己三十歲的時候在烤羊肉串。”而幾個投資人則講，父母覺得這筆投資是胡鬧，不支持。可是，只要你和這夥人在一起混一天，在大喇叭的流行音樂和燒烤的煙霧中聊聊，你就會發現這絕不是想象中的“小本買賣”。劉曉談着“投資回報”，“市場需求”，還談到他們的終極夢想：把烤串店開遍美國，最後開回北京。我說，北京可不缺賣羊肉串的。他們卻說，那些店都很髒很差效率很低，他們想把一個衛生、亮堂、服務西式的烤串店帶回故鄉。

　　比起楊臨風和平川的公司，劉曉的小攤讓人更直觀地感到溫馨。零度的寒風裡，有兩個小姑娘，一口氣點了十幾串，站在風口裡吃，吃完了繼續點，如此幾番。彭一從餐車走出去抽煙，對她們講，“要不試試咱們的新品？咱們正在實驗烤翅、烤香菇、豆皮卷金針菇……”兩個小姑娘眼睛發亮，縮着頭頸等新品出爐。有個大媽在羊肉串上撒了辣椒粉，嘗了一口就說，這辣椒粉能不能賣她一點，比中國城的辣椒粉好吃多了。還有個顧客嘗完了丟下一句話，“比法拉盛的好吃。”劉曉聽到這話幾乎跳起來，拉着程遠直問：“他剛剛是不是說我們比法拉盛好吃？他真的說法拉盛了嗎？”——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社區，因為聚居着大量大陸移民，於是有着全美最正宗的中餐館。

　　離家鄉太遠太久的我，在波士頓聽到這些對話，有點想哭。

　　四、

　　“無二烤肉”煙霧繚繞的餐車裡，那個宣稱自己只是跑到波士頓來玩的程遠，是個嘴挺貧的北京人。我說你怎麼嘴那麼快。他就說北京人都這樣。我說你哥們劉曉就挺積口德的。他說，劉曉嘛，他哪裡還是北京人，他是波士頓人。

　　這句話讓我想念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陳郢。在我寫作這篇文章時我不斷想起他，想起朋友們提起他的名字時眼睛都會一亮。陳郢只在波士頓呆了兩年，卻仍然在感恩這座城市帶給他的改變。在進哈佛商學院之前他是一個成功的私募股權投資經理人，從商學院畢業後他正在江蘇農村做他的貨郎：那是一個線上和線下結合的電子商務模式，既有實體店也有網購，目標是大幅度地減少農村消費的三大問題：價格高，假貨多，選擇少。曾經的工作中他做慣了大企業的戰略，而現在他正在解決如何贏得一村子排外農民的信任，如何積累和歸納細節經驗。有一天我忍不住輾轉聯繫到了他，想和他聊聊，為他的公司做個小小的宣傳，他婉拒了我，他說創業之初就想好了兩年之內不見媒體，因為他的客戶都在小鎮和縣城，只要服務好他們就可以了。還因為他的創業十分艱難，很多基本的問題要花很久才能想好。

　　在那封陳郢羅列了創業之初的恐懼的email中，他引用了一段給他在哈佛商學院恩師的信：

　　進來的時候，我是一個私募股權的投資經理；而離開這裡時，我是一個立志為弱勢群體創造價值的社會創業者。哈佛商學院在我的這一轉變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幫助我在認識我和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社區、以及這個世界的關繫上，變得更加透徹清晰了一些。為了獲取這稍許更加清晰的感覺，我花了許多時間拷問自己，也有過許多現實的掙扎，但我仍舊為自己的轉變感到驚訝。有時候，往往就是這一點點的清晰直覺，就可以讓一個人做出非常不同的選擇，擁有許多嶄新的特質，甚至湧現出難能可貴的勇氣和執行力。我深深地為此感激您，感激學校。

　　這是許多在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的共同經歷，這個全世界最牛逼的大學城所提供的精英教育，不是讓學生固守在自己的階級或者小世界之中，而是鼓勵挑戰和創新，幫助他們認清自己和世界的關係，從城市到農村，拿着MBA賣羊肉串……

　　冬天又到了，波士頓下了今年的第一場雪，氣溫零下五度。這裡的冬天太長，四月飄雪是常有的事。波士頓的中國人習慣了華氏，就說：“凍死了，今天才二十度！”美國西海岸的灣區永遠不會那麼冷，一年四季都是20攝氏度，而不是20華氏度，舊金山——硅谷——斯坦福的中國留學生也頭腦發熱在創業，滿地找錢。西海岸的這群中國人和東海岸的這群波士頓人有什麼不同呢？也許是天氣的不同吧，寒冷的天氣和溫暖的天氣讓人渴望不同的東西。也許是地域的不同吧，波士頓中國學生的創業的選擇無疑帶上了深厚的波士頓印記：教育、科技、扶貧、生物醫藥——這些領域全都是波士頓這座城市聞名的強項。

　　冬天的到來還意味着：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又要來哈佛聽各類創業的點子；MIT Chief中國創新和創業論壇又要熱鬧地搞上一個周末；“博士屯”波士頓屯着的中國博士要畢業了，手裡握着論文和專利，各省市政府代表團輪番來屯裡介紹回國創業的優惠政策……這麼多波士頓人在創業，有多少個只是泡沫？多少個會輸掉褲子？還有，還有多少個會讓人想起來眼睛一亮心頭一暖？這點頭腦發熱的理想主義，來自豐裕無憂的波士頓，也許當今的中國，也的確需要一點。

　　原載於GQ智族雜誌201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