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建设有三个误区，分别是办大学要与“国际接轨”，要“强强联手，要“取长补短”。昨日上午，北大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陈平原做客南都公众论坛，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化”，纵论大学排名、大学扩招、大学行政化。
大学排名弊大于利
陈平原认为中国大学的规模在迅猛发展，学术水平也在逐渐提升，在“变革的世界”中将提供的价值和做出的贡献值得期待。目前中国在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上确实“举足轻重”，但是学问上谈不上“举足轻重”，这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大学自身的原因甚至语言的原因。
陈平原认为，很多大学为了与“国际接轨”，就按照国外的数字评比来搞大学排名，但大学排名并不代表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因为排名非常依赖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即便是老实人也可能被潜移默化影响，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而扭曲办学方向，“比如我们人文学科，很多学术方面的东西是不好用数字化比较的”。
“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陈平原认为大学排名将导致大学越来越趋同，在排名中好大学可能排名低，而差大学得到提升。因为在排名体系中，抹去一个最高分，再抹去一个最低分，取平均数，但被抹去的最高分却很可能是这个大学最有创造性、最闪光的地方，但这种工作却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人总是“趋利避害”，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如果固执己见，可能就成为“烈士”，因此多数人越来越随和了。
“对于大学排名，校长是又爱又恨，家长是将信将疑。”陈平原说香港中文大学曾经有一位校长，不喜欢大学排名，有一年就没有做任何申报，结果排名下滑严重，但是校友不干了，都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没办法第二年只好认真申报数字。
“借鉴容易，但坚守自家特点难。”陈平原说，现在中国大学老提“取长补短”，但是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是很不一致的，自然学科全世界的评价标准会接近，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域的人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与“国际接轨”。
“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是历史文化形成的，中国大学脚下的舞台就是中国，要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味地与“国际接轨”、“取长补短”会导致千校一面，丧失自身特点。
大学在文化建设上重要性降低
“目前中国大学和大学校长普遍有理想、有钱，也有机遇，但不见得能做好。”陈平原认为，国外的大学和体制已经很成熟了，都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补，也就没有特别大的改革机遇，而中国大学正在变革之中。
陈平原提出了一个悖论，中国大学和校长为了建设“一流大学”和与“国际接轨”，进行评比和采用数字管理，这样中国的大学排名确实在上升，但是在国内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性却在降低。
原因之一是大学扩招，1998年中国大学新入学大学生是108万，2006年是567万，2003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4.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460万。
陈平原认为高校扩张虽然提高了国民素质和青年受教育程度，但是稀释了教育资源，教学质量在下降，硕士博士生质量下降，目前中国培养的博士数量全球第一，仅去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就有1250名博士毕业。高效扩张使得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大学不再“神圣”，整天都在见证“堕落”，公众因而缺少“敬畏之心”。
高校合并，尤其是“强强合并”同样有害于高等教育。“几个大学一合并，院士、教授、论文等数字上去了，排名就上去了。”陈平原认为，合并并不意味着大学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的提升，相反会带来巨大的内耗，“没有个20年解决不了”。另外，高校合并之后会导致一个城市的大学一家独大，缺少良性竞争。陈教授主张，即便合并也应该是强弱合并，这样有利于整个高校质量的提升。
大学和教授独立性的降低，过于依傍行政力量是另一原因。“去行政化不是减少行政人员，好的大学行政人员也多，像香港中文大学大概是2个行政人员对应一个教授。”陈平原说，关键是两者的关系，人家是行政人员服务于教学和教授，大陆则是行政人员管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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