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必须踢开的三大绊脚石

  　　《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附近的山上对信徒说，“你们要努力通过那座窄门”，由此，窄门成为通往理想之艰难路程的象征。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民族复兴”是前方的理想，而通往理想的“窄门”则是改革。10月将近，中共在去年三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后，外界更关注这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将端出怎样的一盘“大菜”，也好奇中共反腐打虎、撂倒近50名省部级大员后，如何从治标转向治本，从法制层面继续中国的改革之路。

　　自古改革无坦途，胜则转折，败则不堪。面对利益攸关集团的阻挠甚至抗衡、改革到“深水区”后对政治、经济体制根本性难题的碰触、在中国现有文化传统下建设“新常态”的不易……中国改革如何“不死”，如何应对改革面临的巨大风险，以及若举措不当可能带来的危局？旁观者见仁见智，最终的答案却只能由改革者自己提交。

　　改革反对势力的挟持

　　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和着力点。早在2012年12月的广东考察中，习近平就罕见地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的藩篱”，说白了就是既得利益的攸关方已足够强大，有能力来挟持改革议程。

　　现在的既得利益的攸关方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不彻底的产物。这些利益在改革开放早期发挥过积极的改革作用，但是由于之前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双轨制”，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存在着不适当的行政性垄断等等，总有些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形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得月”的过程充满了官商勾结的腐败。

　　始于1984年价格双轨制背景下的“官倒”现象，就是市场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由此产生的第一批暴富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就如当年疯传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一车皮、一车皮地倒卖电视机，生产电视机的国营企业利润统统进入了赵大军的私人腰包。“反官倒”也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风波的主要导因之一。1992年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大量国有资产如滔滔洪水一般流失而去，科龙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当年以9亿元人民币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国企，“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恶意蚕食国企的人摇身一变成为身家亿万的财富新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权换金钱的腐败形式也与时俱进，逐渐衍生出通过行政审批、工程招标、土地买卖、医药购销、企业转制等商业贿赂方式。新形势下的“新官倒”，虽然手法上有新的变化，但实质上也是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私利，蚕食国有利益，其危害比老“官倒”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日中共领导人所谓“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慨叹，改革受到利益集团阻挠的现实，皆是来自集权钱于一身的新“官倒”们。就如两个月前公布的周永康案，充斥着红顶商人、涉黑官员、洗钱的白手套……他们“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成为“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铜墙铁壁”。

　　从这个角度上说，政府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即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背后因素。而今日中共的反腐败根本而言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政府自觉地从资源配置的决定者身份中退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制度性腐败，才是真正的“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全面深化改革，最需改也是最难改的，正在于此。

　　体制掣肘变革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试图解释国家如何才能兴盛的书籍汗牛充栋。2013年年初，一本名为《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的书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到底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该书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强调他们的论点。2014年2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时也称，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就中国目前来说，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共体制问题的根本所在。首先，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政协“政治花瓶”的帽子长期摘不掉；其次，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而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健全、不畅通，甚至不存在，结果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激烈的冲突；第三，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是当前体制问题的直接表现。中国的这种机构臃肿首先表现在吃财政饭的人员众多。比如按照中共的编制规定，一个县级党政机关机构应该在30个左右，而实际往往设置60至80个。超过规定限额1倍以上。一个70至80万人口的县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干部职工总数1.30至1.60万人，还有临时合同工1,000到2,000人。虽然严重超编，但“和尚不撞钟”、“和尚没水吃”的问题非常突出。民众经常把某些人浮于事，职位太多，办事相互扯皮，浪费民脂民膏的政府机关讽刺成为“观音庙”和“养老院”。官多为患，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大弊端。一个县几十个县级领导干部，几百个科局级干部。在县级机关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中，竟然出现了一正五副、一正八副、一正十副。甚至一正十几副等奇特现象。更让人悲观是官多不理事，龙多不治水，副职臃肿易吞噬机构改革成果，皇粮养闲官危害社会公平，出现了“监管缺失”、滥用职权、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人代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

　　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比如，中国的公共政策变迁多采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作为主要推进途径，即基本上都采用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方式。这样的改革模式，如果一旦涉及管理者的利益，就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十八大后浙江省进行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一方面，官员动辄上千元的高额补贴，被群众认为是变相涨工资，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即便获得了高额车辆补贴，对于已经习惯了“公车带来优越感”的官员，却宁肯放弃车贴而继续使用公车。如此巨大矛盾反差，公车货币化改革如果不搁浅倒是反而要使人奇怪了。导致这样一个矛盾的制度原因就是，公众——也就是理论上公车的真正所有者被排除在改革之外，以浙江省为例，公车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改革初期的调研，到筹备、实施、直至被叫停，社会公众均被排除在外。而期望让已经长期享受公车利益的群体自我主持改革决策，革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显然，这样不符合逻辑的改革绝难奏效。

　　改革过程中制度障碍的出现并非罕见，比如，随着土地改革试点的深入，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等条文繁复，改革后续难以为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到的“深化改革”，四中将要谈的“依法治国”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而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应实现人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和作用，实现政协在权力中的协商民主，借此实现民众权利和权力制约，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提高。但在要走法制化国家道路的今天，中国人大固有的运行模式和自身的改革是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面临的最大难题，政协亦如此。

　　习近平9月22日在中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中讲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他甚至尖锐的提及“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既然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届领导层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但实现“权力合理设计”的路径是什么？这关系到如何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重塑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权力布局。

　　文化传统的断裂

　　除了体制等“硬”的因素、文化传统等“软”的因素对中国改革也存在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不断积累发展传承下来的，它涵盖了历史、宗教、价值观、社会结构和语言等因素，并从两方面层次产生影响：一个层次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层次，包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情趣、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族感情等；另一个层次是社会层次，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规范、社会关系、行为规范等。

　　然而，以鸦片战争为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席卷封建帝制的同时，也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扭曲。从以胡适、鲁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表达出对否定历史传统的坚定信念。尽管此后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对他们的理念也做出了调整，重新走回“整理国故”的道路，但颠覆历史传统的“潘多拉之盒”已经开启；毛泽东接过“新文化运动”的火把，通过历次严厉的思想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彻底切断了现代中国与自身历史的血脉；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虽然终结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但唯经济论的大规模建设，不仅继续破坏着文化的硬件，更是带来西方思潮的二次冲击。在这样一场百年的文化浩劫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归纳总结，去芜存菁，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没有民族自身文化的支撑，民众的精神支柱几乎是空白，对历次改革的认同感也大打折扣，包括改革开放。

　　残破的中华文明嫁接了西方文化的基因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便是，一步受制于人，便步步受制于人。这种尴尬的局面为中国当下的教育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前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曾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的思想。”

　　改革如果没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改革的历史认同感自然被打上问号

　　中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破碎和扭曲的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并不在于此，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倡导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如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大爱情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人无信不立”的做人准则，“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体系应该具备的。只是中共的文宣部门不懂得去发展和“营销”自己的文化，更多是生硬的口号与脱离民众的宣介。

　　改革是在传统基础上追求创新和创造的结果，既要有勇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胆识，也要有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的勇气。中国今天的改革如果没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没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改革正能量，那改革的历史认同感自然被打上问号。如何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现代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强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革命家雷沛鸿曾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东抄西袭的教育制度”必然不适合本国国情，关键是开展“中国化”再探索。如今，习近平所展现的对传统文化的看重已成共识，其欲重振传统文化乃至民族自信的用意明显。9月9日，习近平看望北师大师生时，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感叹‘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很不赞成”“很悲哀”，话语之沉重饱含无奈。有学者认为，如果习近平不能开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他就难以成功开启一个时代。

　　中国今天的改革，面对的阻力和困难当然不止于上述种种，军事、吏治、外交、环境等方方面面，无不需要在传承与变革中艰难前行，“改革之路从无坦途”，它堪比基督教中谈及的 “窄门”。但“除了改革别无他途。”门虽窄，路犹在，或许中国改革在可见的未来，可以走向一位中国财经作家所称的那样，“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国土安全为边界，在管得住和放得开中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王新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