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坐牢比当作家时间还长

　　一个人、一座城，而于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相比，张贤亮现在活得却是纯净的多。在苍凉略有些伤感、线条简单却粗犷地大漠小镇，张贤亮收获着跌宕起伏后的人生感悟。作家的他、“文化官僚”的他、镇北堡堡主的他、慈善家的他……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众多成绩，又如何看待当下社会与人生？在对张贤亮先生的采访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时代人物：镇北堡是谁最早发现的？西部影城又是如何起家的？

　　张贤亮：镇北堡最早是我发现的。当时就介绍给电影界的一些朋友，拍的第一部片子是张军钊导演的电影《一个和八个》，那时候张艺谋是摄影师。后来，我带着吴天明来这里看，坐着一辆吉普车，路也不好走，坎坎坷坷的，看到这里后，他说这是个地方好，于是，就介绍给西影厂，说可以到张贤亮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可以拍很好的西部片，就有了后来影响很大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大话西游》。后来说是要办企业，我就有意识把这个地方，干脆让他们当成拍电影电视的外景地，西部影城就是从这里起家的。

　　我当时是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是个文化官僚。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人都想着经商，机关团体、群众团体都去办第三产业，文联当然也要办个第三产业，那时候就懵懵懂懂，随大流，就把影视城作为文联第三产业办起来了。

　　时代人物：那后来，全国多个地方都相继出现影视城了，您会有心理压力吗？

　　张贤亮：我没有压力，因为我知道他们搞不过我，他们也不想跟我争。他们拿的政府的钱，或者是集资。

　　时代人物：有人说，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发展经历就是中国当代影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您如何看？

　　张贤亮：这个还是不确切的，中国影视业有非常宏观、广阔的发展平台，我只能说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在这里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时，于蓝、白桦等很多表演艺术家就认为，

　　中国的电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商业口号，当然也是事实，商业口号不能有欺骗性，有了欺骗性不就是假广告了嘛，因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影片是《红高粱》，就是在这拍的。

　　时代人物：这么多年来，您心里到底一直追求的是什么？

　　张贤亮：有人说我对宁夏做了多少贡献，对电影做了多少贡献，对旅游业做了多少贡献。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要，别人说我是成功人士，我说我哪里成功，我这一生很失败。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做过什么和没有做过什么有什么不同？你这一生什么也没做过，但是很高兴，和你这一生做过很多，但是你不高兴，你选择哪个？肯定是高兴一点吧。所以，我只在乎，我今天是不是过的好，身体是不是健康，过的愉快不愉快，我追求的是个愉快的人生。抱着感恩的心，快乐的生活。

　　时代人物：回头看近20年的您，最得意的是什么？

　　张贤亮：我能把一个根本没人看上眼的一片荒凉的地方变成有价值的地方。实际上十几年前，中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方是荒凉的，像西海固呀很多地方，你去看看，它们怎么卖不出去，而我怎么就做成了。是因为我用文化去做旧，给他注入了文化艺术的内核，就把这片荒凉给卖出去了。而当时注入文化艺术，只要我想就行了，而且我还特别遇到一个好时候，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

　　文化产业绝对不能产“大陆货”

　　时代人物：可以说，西部影城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早的文化产业的成功案例，现在很多政府都在做文化产业，可是真正盈利的不是很多，那么，您是如何盘活这样一个文化项目的？

　　张贤亮：是的，1993年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文化产业了，最重要的是它合理、合法、合情、合乎市场要求，合乎市场规范去取得的高利润。

　　我的影视城不收场租费已经有10年了，剧组来多来少跟我没关系，我们向剧组是免费开放的。你搭什么景，我不管，最后还是给这里留下了新的景观，这是一种经营思路。我们的游客，每年都会大幅度增长。

　　很多人都没有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清楚。比如说搞文化广场、举办文化体育活动、办青少年宫、办体育馆、修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这是文化事业，这是一个政府必须给他的人民提供的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和场所，这是政府应该掏钱的，这是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了创意、设计、策划等方面的综合的智慧产业。文化产业的个性极强，它是个个性化的产品。政府以官员为主体，不计较投资的回报，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搞这个企业，我追求的第一是利润，第二是利润，第三还是利润。因为我学了20多年的《资本论》，我知道怎样去操作一个企业，我如果还属政府管，现在就肯定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企业之路。

　　我们中国要想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我们的政府官员要先习惯于搞文化事业，一个好的政府，当他经济开始腾飞了，他必然首先是去办文化事业，为他的人民创造好的文化精神生活。大英博物馆是1735年建成的，将近300多年历史了，英国工业革命刚成功后，首先就搞了个大英博物馆。马克思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写的《资本论》，如果它收费，马克思买得起门票吗？那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和《资本论》了。

　　时代人物：从您的成功经验中，能不能告诉大家，那该如何做文化产业？

　　张贤亮：每一个省市都在搞旅游，你不能走别人的路子，这就是文化产业的特点。文化产业绝对不能产“大陆货”，什么是“大陆货”，就是什么地方都能买得到的。你绝对要独辟蹊径，剑走偏锋。比如，要说影城的辉煌，那横店是最辉煌的，一比一的复制故宫，富丽堂皇的，但如果是搞旅游业，它不如这个地方，它投资太大，体现不出投资少、回报高的文化产业特点。我这所有的产品，哪怕小商铺、小饭摊一点不富丽堂皇，甚至很破落，但是它是原生态的，当游客去看过真正的故宫，再去游玩你复制的故宫，他会感兴趣吗？主要复制的东西没有历史感、没有沧桑感。因为旅游和看电影不一样，就是3D电影也没有完全让你触摸的感觉，但是旅游是可以触摸的，它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旅游出卖的就是感觉。你复制的毕竟不一样嘛。

　　而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看出来，花巨资去为电影、电视剧拍摄外景地打造的基地--我们叫影视城，绝对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前途的。因为以后的电影、电视都是靠电脑三维制作的，他没有必要拉上上百人的队伍到处找实景，在摄影棚里就可以完成，演员的表演，喜怒哀乐都在摄影棚里拍摄，然后去通过电脑制作背景，这就是大制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制作一秒钟地特技需要几十万美元，像斯皮尔伯格的大制作，一亿两亿美金往里面花，其实演员没有拿多少钱，顶多几百万上千万美元。钱全花在制作上了，可是科技是发展的，现在一秒钟几十万美元，以后就是几万美元，再发展，那几千美元一秒钟都可以做了。

　　当下文学作品缺乏真诚

　　时代人物：您有很多个身份与角色，您最看重哪个？

　　张贤亮：我跨界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不仅是职业作家，我还是文化官僚，因为我是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作家协会主席，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另外，我兼的顾问、理事还有几十个。

　　最满意的不是哪个身份与角色，而是做一个人。你想想，你是前世转过来的，转来的时候灵魂没有转到鸡身上，狗身上，转在了人身上，这概率是n亿分之一，你要珍惜这一生，对不对？我过去还是劳改犯，那我以劳改犯为自豪吗？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文人像我坐牢坐了22年，自豪不自豪？我做劳改犯的时间甚至比做作家的时间长，所以，不要再在乎这种外界的身份。这些身外的都是浮云，企业家、文人、董事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都是身外之物。

　　时代人物：您的文学作品最想传递的思想是什么？

　　张贤亮：我早期作品处于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很荒诞的年代，所以所有我的作品，我认为都有很多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地深切思考。

　　很多年轻人淡忘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以后所得到的成果，他们都不太珍惜，那么我们中国经历到这一步是花了非常大的代价的，饿死的人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甚至比一个抗日战争还多些，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死亡1700万，可中国在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当中，饿死的人数大概超过抗日战争所牺牲的数目。我的《菩提树》里面写到，而且中间经过“文革”，三个运动，一个反右，整个把知识分子的智慧消弱了，消弱殆尽了，一个低标准使中国少出生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人，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中国是路有饿殍，就是倒下，死者相枕于路，路上可以看到死人不断地倒下去。

　　时代人物：您认为，在您的作品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当下的文学作品最缺的又是什么？

　　张贤亮：文革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认为，只有把那个历史真正的告诉大家，大家才能够真正明白。这样，大家才能珍惜现在所获得的自由和获得的生活，即使是现在的房奴也罢，房奴你毕竟还有个房子，你还有你的私有财产，了解了那些真实的历史，才能珍惜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有些老百姓有了些困惑以及不理解，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希望回到过去，说过去多好，大家一律平等，其实这些都是跟老百姓不知道以前的生活有关。所以我的文学作品，秉承的就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虽然写的很华丽，也受到读者的喜欢，但他缺乏一个真诚。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时代人物：您封笔很多年后，在2009年突然出版了难得的新作《一亿六》。而且是在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后的恢复期中坚持写完得，这部作品在您看来，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里面？

　　张贤亮：我现在就是这样，眼睛有时还是会疼的。长期写作还是会有影响的。2009年出的《一亿六》，离现在也就是3年时间，那时我已经73岁了，73岁的老人能用40天时间写出一本20多万字的小说，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有人说《一亿六》是低俗的小说，可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一亿六》是真实的，它是今天社会的一种怪现象的输出。比如写到一个主人公不爱上学，从来不上学，没有被被污染，没被这个体制污染，所以他还保持一份纯真。说到底，在我心里，这个作品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寓言。

　　压力来自内心的比较

　　时代人物：您的文学作品都是现实题材的，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命运色彩。那么，您认为，您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吗？

　　张贤亮：那当然，不仅我是受益者，连农民工都是受益者。有一天，我在二楼待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太太，看起来像五十岁了，在下面背沙子铺那个地，我看着很艰难，我也很同情，结果在上面休息的时候，听见她“哎”的叹了一声气，然后我就问叹什么气，她说还是过去好，我说过去怎么好了，她说过去不用这么累，不用出来打工。我说老太太，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一天打工能挣多少钱？一个老太太一天80块钱，我说要是过去啊，你这么到处跑的挣外快就被政府抓起来了，现在政府给你一个好的称呼叫“进城务工者”。要是过去，你就是是盲流，到处盲目的流动，以前盲流的时候就抓，见一个抓一个。你哪有每天80块钱挣的，你说到底哪个时代好？她一听，说现在也不错。所以你说谁是受益者，你说我是受益者，这个老太太也是受益者嘛。

　　时代人物：当下，年轻人要面对房子、车子、票子等很多方面的压力，您如何看待当下年轻人的种种压力？

　　张贤亮：现在的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经济压力是怎么来的呢？是比较来的。你在单位里，看别人活的多好，有车有房，你没车没房，你的经济压力，是来自比较。其实你能过不能过，你不看别人，你也过的挺好，你承认吧，你跟别人一比，你就觉得不好了，你要如果不比，不是也自得其乐嘛。

　　过去可是有政治压力，政治压力是不得了的啊，四周都充满着告密者，哪个生活更好，你现在生活比较自由，在网上骂也行，在公共汽车上骂也行，你过去稍微说错一点话，说今天的馒头怎么这么小。好，抓去劳改，就有人会说你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对我们国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恐怖不恐怖？

　　所以，现在是经济恐慌，恐慌来自比较。

　　时代人物：那面对当下的文学环境和您现在的状态，您会偶尔怀念下海之前，专门写作的那段岁月吗？

　　张贤亮：我无所怀念，也无所期盼，你活着一天就好好过这一天，过去就让它过去，未来你就抱一个欣喜的我又活了一天，抱着这样一个欣喜的心情去迎接就行，你怀念啥，凡是美好的东西瞬间即逝，凡是未来的东西变数很多，你也别去期盼它，今天你活着，你就好好过，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才能活的过来了，如果我以前是一个忧心忡忡，优柔寡断的，不然我那22年的劳改生活怎么能应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