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探、蹲守、潜伏、拍照、加密等等，可别以为这些谍战情形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在现实中，也别以为谍战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人经常刺探军情，搜集情报，当起了间谍。”北京时间11月21日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央视王牌栏目《焦点访谈》罕见地聚焦于间谍议题。虽然节目从“小人物”如何一步步沦为境外间谍人员获取机密信息的工具入手，但还是勾起了公众对于此前沸反盈天的现实谍战剧的记忆。而在结束不久的引发持续讨论和争议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曾直言看过《风声》，且痛斥该剧不尊重事实。显然地，荧屏上的谍战剧再触目惊心、跌宕起伏，也远远不如现实生活中的谍战劲爆。
此前不久，中国正式颁布《反间谍法》，以取代1993年指定的《国家安全法》。然在正式颁布和更名前，中国范围内的间谍战一个接着一个，从“被特务”的央视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到冰岛大使马继生，从加拿大夫妇事件到哈尔滨某高校航天专业硕士为境外情报人员搜集提供内部资料案，再到这一次经由央视披露的山东籍男子潜伏海军基地附近偷拍照片，《反间谍法》被外界视作中共最高领导层担心海外对中国的政治威胁与日俱增而作出的长线布局。对比《国家安全法》和《反间谍法》，后者相较于前者第一章第一条新增加的内容为“防范、制止和打击间谍行为”，且此一项被置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可见，对中共而言，之所以在这一关头推出《反间谍法》，更多地根由在于意识到了盘踞在国内国际上的间谍对于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首先，必须承认反间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据央视披露，近年来像山东籍男子这样的年轻网民在互联网上求职、交友过程中，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拉拢、策反，接受指令搜集军事目标情报的犯罪活动数量不断增加。境外间谍在网上勾连年轻网民时往往使用商业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军事杂志社等各种掩护名义，在联系初期隐藏其真实目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同时，个别网民缺乏国家安全观念，法律意识淡薄，被利益诱惑容易被境外间谍欺骗运用拉下水。近年来，山东、海南、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的国家安全机关均破获了这类案件。例如，安徽芜湖市的许某自2013年5月到9月，多次将某军用机场的情报发送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浙江金华的荆某远赴浙江、山东、福建刺探军事情报，拍摄大量照片提供给境外间谍；海南三亚的邓某对海南多个军港、机场进行拍照、观测，搜集军事情报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在这些案件中，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全都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其次，在当局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量重拳反间谍的同时，有舆论也在担忧其会否走向扩大化和白色恐怖的老路上去。溯及过往，两岸之间的反间谍活动都曾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中共在建政初期，以肃反镇压反革命为武器，的确有巩固当时新生政权的功效，但同时也造成了冤案和悲剧，甚至荒唐地以定比例抓人，造成的红色恐怖并不亚于国民党政权。另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披露，1949年前后中共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于2013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来纪念这些遇害特工。另一边，蒋中正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宣告复行总统职权，为稳固政权、并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展开长期的戒严，自此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在大搞间谍统治的过程中，依然沿袭军统、中统的形式，白色恐怖依然是一场噩梦。台湾文艺界记录了当时相当多的内容。
虽然“白色恐怖”早已成了尘封的历史，但是时下两岸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恐怖的阴影中。根据台湾当局2011年6月公布的“国家情报工作法”，台湾情报机关包括台湾“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等单位。其中，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以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情报作为主要职能。据披露，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曾有针对大陆的“六大计划”，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夏阳”代指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类重要战略目标体系内，积极发展情报组织，北京、天津、沈阳等被列为优先发展城市；“黎明”主要搜集大陆东南沿海情报，以备两岸发生冲突时台军登陆作战；“晨曦”、“春风”涉及在大陆潜伏、策反、培训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扩大化和导致冤假错案方面，刚刚出台不久的《反间谍法》，很好地消除了外界关于“白色恐怖”的担忧。因为不同于《国家安全法》认定犯罪事实上的模煳边界，《反间谍法》针对性更强，锁定“特定”目标进行定向打击的意味明显，此“收缩”做法很好地修正了此前《国家安全法》被滥用和扩大化的弊端。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审议《反间谍法》草案时也曾建议缩小国家机密的范围。她指出，中国为“机密文件”设定的门槛相对较低，有些文件仅仅因为制定起草它们的政府部门较为敏感就被定为机密文件，而文件内容其实算不上什么国家机密。所以说，这次反间谍法的推动汲取经验教训，尤其是可以纠正之前的各种语焉不详的法律盲区，比如在高瑜案上究竟如何定性，又如何以理服人，都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比，中国制定《反间谍法》已经晚了近百年。而在《反间谍法》出台前后，国内外披露了很多传言，比如仿效美国划分对外情报部门和对内情报部门。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背后的角色也很值得关注。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份，国安委已经低调部署了一次彻查境内非政府组织海外背景海外联系的动作。可以想见，因应突发局势和中国利益的全球化拓展，情报间谍部门的强化将是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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