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不久的“颜色革命”论战，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新版将相之争。在这一由《环球时报》搭建的平台上，军方代表和学者围绕颜色革命展开激烈辨论。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发出警
示，颜色革命已进入中国骨髓，但是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言外之意是，颜色革命是否会真正在中国发生，关键在于内忧。而与王占阳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军方认为，颜色革命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试图颠覆中国核心价值观，故而要想防止颜色革命，关键是要防和平演变，防外患。那么颜色革命究竟是内忧大于外患，还是外患大于内忧？或者更确切地说，究竟什么才是颜色革命爆发的根源性问题？
按照中国主流舆论的观点，显然是认为颜色革命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敌对势力参与其中。因为从意识形态保卫战到中共重要智库社科院遭遇敌对势力渗透，从香港占中到许其亮代表军方发言警惕敌对势力，再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针对敌对势力鸣枪放炮，“敌对势力”早已成为官方口径中的热门词汇。这一次的新版“将相之争”，作为军方代表，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解放军少将王海运、杨毅，解放军上将刘精松，空军大校戴旭在“颜色革命”的问题上站在了同一序列中，而且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了敌对势力。如王海运即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冷战后世界多次发生的颜色革命来看，颜色革命本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所谓“专制国家”所策动的和平演变。至于有人讲，“你担心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有本事你到美国去搞颜色革命啊”，这是典型的不讲道理，是在为美国搞乱中国的企图辩护。中国没有干涉它国内政的习惯，更没有颠覆美国政权的企图，恰恰美国有颠覆中国的企图。
情况果真如此吗？事实上，被军方猛烈抨击的王占阳之观点，将颜色革命爆发的主因归结为政治是否清明、平等，人民生活是否富足，并非直接否定了敌对势力在其中扮演的助推角色。注意，是助推，而非主因。因为导致颜色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还是内忧。对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疾步快进，相应地产生了系列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社会正义缺失，腐败风气急剧蔓延等。尤其是各地此起彼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更是让长期以来积聚起来的矛盾在瞬间喷涌而出，其杀伤力和对政局稳定构成的威胁不可谓不大。虽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颠覆中国的野心不容低估，但是需要考虑的是，是什么让敌对势力有了搅乱中国的可乘之机？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时所言，格鲁吉亚多年来在内政、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政权更迭是“必然结果”。这样的“必然结果”之前提，是内政、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失效和失灵，而非单纯地外来干扰因素使然。
既然内政才是导致颜色革命的主因早已成为共识性的存在，那么为何中国执政者还是更愿意每每谈及颜色革命就将矛头对准境外势力呢？溯及过往，长期以来的颜色革命心结或能揭开谜底。尤其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政治风波，让中共执政者对于颜色革命的防控级别和警惕度直线飙升，而且这场政治风波的阴霾对中共执政层的影响至今持久弥新。再加上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比如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的“二次颜色革命”等等，都让中共原本就紧绷着的神经愈发紧张兮兮。受此影响，每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稳定便顺其自然地可以压倒一切，敌对势力之类的表述也成了分散和转移矛盾的捷径。
问题在于，将敌对势力当做社会主义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容易，但是如若一味地将颜色革命之因归咎于外患，则不免有失偏颇。众所周知，颜色革命背后不免有外部势力的插手，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敌对势力是否参与，并非革命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革命从爆发到蔓延，直至落幕，敌对势力在其中不过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其并非这场“化学变化”的直接反应物。经济民生、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构成了历次颜色革命的社会背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从西亚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后，总是试图把这个帽子戴在中共头上。所以，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后，旋即有媒体将其性质牵引至“港版六四”、“雨伞革命”的话语轨道上去。而中共在颜色革命面前心结越重，或是着了敌对势力的心魔而不自知，则很可能这顶帽子最终要落实。时下，习近平带领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亟需搞明白的不是挥舞着语言暴力大棒揪辫子、抡棍子，将敌对势力的罪名扣在谁身上，而是透过他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搞清楚问题背后的本源是什么，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采取行动将颜色革命爆发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也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也是能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考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和“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是未能从积重难返的阴霾中走出，不信任感和敌对势力情绪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循着官方的节拍，大众媒体中充斥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大有形成“中国四面临敌”、“敌对势力合围夹击”的势态。其中带有民粹性质的半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就曾因过于渲染敌对情绪而遭遇各界人士的公开讨伐。在其报端，所呈现的各国角逐的过程，中国永远都是受害者，比照而言其他国家则都是怀着“狼子野心”的阴谋家。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大国真正的崛起，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崛起，更应该是心态的崛起。面对来自各方的或实或虚的敌对势力，任尔东西南北风，用则取，不用则弃，驾轻就熟，而不是让敌对势力束缚住了手脚，才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对于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如同军队演习，要有“假想敌”，这样可以保持凝聚力和士气，同时利于准备实际的预案。但是“假想敌”的特点是“假想”，不必一定要找一个“真替身”，更不宜让“假敌”变“真敌”控制自己的思维，如果“假敌”变成“草木皆兵”，形成心中的“鬼”，所思所想都被这个“鬼”牵制，使“假想敌”成为判断、衡量、决策事物的真实基础，则舍本逐末，事与愿违。同样地，对于中共而言，敌对势力狼烟四起作为统治者维持专制统治的策略和工具，如若存在，也应该仅仅停留在“假想敌”的阶段，而不是从“真敌”或牵制心智和决断的“心鬼”。所幸，习近平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假想敌的潜在威胁，“人民群众质疑改革，就给人扣帽子、抡棒子，说人家是要搞文革，说人家是反改革、是敌对势力。老百姓为什么越来越对改革不满，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把改革道路搞臭了。这些人试图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但老百姓心里也都有杆秤，有一面镜子。” 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有了习近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牵头，中共也未必能解开“颜色革命”的心结，对于敌对势力的警惕也丝毫不会减弱。毕竟，这是根植于心的一个“结”，要想解开，还尚待时日。更何况，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愿意自己醒来。同样地逻辑，习近平再有政治能量和魄力，也无法叫醒数千万拥着敌对势力假装睡觉的人，除非他们愿意自己将心中的“鬼”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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