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12月25日公布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最高指示，批准并敦促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预谋信息化局部战争。今年9月份习近平曾首次抛出这一概念，但截至目前尚无更多的实质性细节披露，从有限的消息看，可能与2013年以来有关解放军结构重组、筹建联合作战司令部等传言关系很大。早前，外界透露2014年将是习近平版军改的论证准备阶段，2015年将正式拉开帷幕。分析人士称，此次习近平批准新型司令机关意味着2015年军改就此正式拉开。而这一年来，习近平不仅清洗了徐才厚等军队腐败残余势力及其党羽，并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后以及12月份进行了人事大换血，可以视为为此进行鸣锣开道的人事铺垫。
新型司令机关：习治军由“破”转“立”？
临近年末，官方12月25日披露了习近平批准的《关于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的意见》。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这两年间，习近平迅速掌握军权树立权威，不仅仅率先对军队动刀推行整风，更为重要的是以反腐风暴清洗以徐才厚等人为代表的贪腐势力，逐渐肃清军改阻碍力量，为当下的习近平版本的军事改革进行了铺垫。
不可否认，早在习近平即位之初，中央军委便颁布了八项注意、十二字强军目标等军队严令，寄望整肃军队风气。彼时徐才厚虽然已经退位，但其盘根错节的党羽仍然把持着军队人权、财权，甚至军队调动权等要害领域，必然对习近平下一步拿军队动刀构成掣肘力量。
今年6月，重病中的徐才厚倒台，而在此前后，习近平推动的人事大清洗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7月份，当时的媒体便报道称，包括徐才厚秘书、“瓦房店”系、东北系等数十名将领被查。曾任徐才厚秘书的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7月即被证实撤职，由驻守厦门的第31集团军政委姜勇少将接替。据传因贿赂徐才厚而获得提拔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则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时被宣布开除党籍。此外，可能还包括二炮副政委于大清少将、军报社前社长黄国柱少将、四川省军区前政委叶万勇少将等。今年11月13日，海军副政委马发祥在北京海军大院东区100号楼15层跳楼自杀身亡。自杀原因可能是抑郁症。随后军方为其举行隆重葬礼，并发讣告称马发祥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海军优秀政治指挥员”。但这并未杜绝议论纷纷。
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以及12月份进行了两轮人事大调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央军委晋升了14个大单位的34名中将，但唯独没有覆盖沈阳军区。进入12月份，解放军高级将领大规模“换防”，包括兰州军区原政委苗华调任海军政委等五大军级将领已经履新。早前的传言称，这一轮人事调整将波及40余名高级将领。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调整将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又一轮军事大变革铺路。而此次新型司令机关的设立或是一次正式军改的序幕。今年早些时候，大陆媒体《南风窗》曾披露军改计划时间，称2015年将是正式全面铺开的一年。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尽管2014年军改并无多少进展，但是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或者说联合作战的传言却一直不断。去年三中全会透露了军队改革方向。2013年11月28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是否会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甚至成立陆军司令部时表示：“现代战争是信息主导、体系对抗、联合致胜，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必然要求。我军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中央有关决定的精神，下一步我们将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适时深化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之路。”这似乎表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建立已是必然。
随后不久，大陆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今年1月5日以《解放军试水“联合作战司令部”》为标题报道称，中国军方已经“证实”，中国军队将适时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以增强应对突发事态的协调能力和战斗力，而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是信息时代的基本要求，中国军队已着手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试点工作。但随即军方予以了否认，称此说没有根据。
今年7月份又一轮传言开始涌现。首先是海外媒体首先放风，中国继2013年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后，又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统筹下，跨越战区，设立了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7月31日中国国防部再度回应，但并未明确予以否认，而是承认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该发言人称，“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必然要求。我军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下一步我们要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适时深化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之路。中国军队会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随时履行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
截至目前，中共尚未公布新型司令机关的进一步实际操作性细节，并不清楚所谓新型司令机关的建立，是否意味着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设立，将打破现有的海陆空碎片化的作战指挥系统。但根据官方披露的《关于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的意见》内容，习近平的新型司令机关将明确强化号令意识、强化善谋打仗、强化作风建设、强化改革创新的根本要求，但可以看出仍然透露了相当的信号。
其一，政治忠心提高至前所未有高度。今年10月底，习近平在清理徐才厚案后到福建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新古田会议”被视为习近平整肃军队思想政治的重要动作。而这一思想显然也贯穿到此次建立的新型司令机关中。该意见连用数个“绝对”敦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听党指挥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各项工作和建设中，落实到每个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其二，特别强调“参谋队伍建设”，并宣布“探索建立参谋岗位任职资格制度，创新参谋培训模式，拓宽参谋进出渠道”。其三，加强指挥手段建设，统筹推进平台、网络、软件、数据的体系建设运用，探索基于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指挥模式，不断提高作战筹划和指挥效率。这可以视为此次围绕军队战斗力的最核心的内容。
实际上，早在9月22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便首次提出了这一新型司令机关的概念。这在当时曾经引发不少的震动。当时预料，习近平掌握军权将近两年，可能已经肃清贪腐力量，“打扫卫生准备干活了”。美国之音当时猜测称，习近平建立新型司令机关意味着中央军委重组在即。而解放军鹰派将领罗援少将当时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键的因素是提高司令机关组织指挥部队打胜仗的能力，在有限的时间段内，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作战效能。要解决长期困扰部队的“头重脚轻尾巴长”的问题，减少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能。使司令机关适应信息化作战特点，实现指挥、控制、计算机网络、情报、侦察、通讯、打击、保障无缝链接，提高谋略水平，为能打仗、打胜仗提供智力保障。
直到昨天（12月25日），中国国防部2014年度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实际上证实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早就在进行。他说，“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筹划、指挥、协调诸军兵种和各战场空间力量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专门人才，是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核心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我军提出全面推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专业化培养模式。这种专业培养模式，就是要科学定位联合作战指挥军官及联合作战指挥岗位，推开联合作战指挥员与领导管理干部、联合参谋与其他参谋人员分班培训，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选拔、培训、考核、使用的全新机制，提高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水平。”
所以说，在军改方面，中共2014年在看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其实对联合作战体系（意即今天所公开的新型司令机关）的推动经历了形成共识——探索论证——正式公布纲领的有计划步骤，伴以同步推动联合指挥人才培育，2015年可能以此为突破进行大规模的架构调整和编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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