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古田会议”的召开是习近平全面掌控军权的标志，那么，日前召开的为期1天政治局常委会，则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新一代真正领导核心的标志性会议。在该次常委会上，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检和最高法5大国家机构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虽然，中共缘于惯例只字未提“核心”，但“习核心”已跃然纸上。这里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政治规矩”，而这个词在悄然间贯穿习两年来的执政之后，在经过中纪委五中全会上的进一步升华，及至政治局常委会上立下“根本的政治规矩”。习近平以政治规矩“开宗立义”，改变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理顺中共中央与全党以及国家机构等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正式进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时代。
“政治规矩”的弦外之音
长时间以来，中共更多强调的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一说颇为少见。那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究竟有何区别？有关政治纪律，习近平强调，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而什么是“政治规矩”？习近平对“政治规矩”的定义是“不成文的纪律”是中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他说，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
对比这两者的概念不难发现，规矩是刚性和软性的合集，既包括党章、党纪、国法这样的硬性约束，也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惯例等软性的未成文的内容。规矩和纪律是分别的，如贪污、受贿、通奸，摆明是违反党纪，一定要受处分，但默许甚至纵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牟利，管教不严，就谈不上违纪。再譬如说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反映意见，但私下发泄不满就可能属于信谣传谣，妄议中央；党员干部有正常交往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同学、同事等等其他种种关系过从甚密，就会陷入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另外，要求进步，或向党组织检举违纪行为应受鼓励，但即使不花钱，游说上司或同僚让自己升官，或匿名告状都属于“非组织活动”。这些灰色地带，现在都属于“政治规矩”的红线。因此，前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教子不严、运作自己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都属“坏了规矩”之列。
“政治规矩“和”守规矩“之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就见于习的讲话和官方媒体评论，但近来如此频繁地强调，被认为不仅是抓贪官这么简单，当局的反贪腐运动，正转向一个更讲政治的方向。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这次讲话，等于是在提醒，他这个反腐是向政治方向转，他实际上是要清除那些没有守规矩的，还在跟现在的政权政策对着干的这些人，或者自行其是的这些人。你就是在腐败这个问题上，不是最严重的，但是你在政治问题上站不稳的话，他也是要把你拿下去的。”甚至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这次讲话和之前反腐“上不封顶”讲话都表明，习近平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为，“退而不休”在外界看来也是不守规矩。姑且不论这一看法是否准确，是否禁得起推敲和检验。但可以看出，习近平其实围绕了一个中心，就是说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是在强调，现在中共组织上下的人，应该知道现在是习近平在当政，应该听他现在这个中央的统一指挥。习近平说，“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必须维护中央权威，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
有分析指出，在经历了20多年的集体领导体制之后，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中共的领导体制正在向领袖核心制复归。中共在邓小平之后再无强人出现，江泽民虽有“核心”之名，但下有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备位，旁有李鹏、乔石、李瑞环等同等资历的同僚制衡，施政并非随心所欲；胡锦涛更是既无“核心”之名，亦无“核心”之实，一味“不折腾”地无为而治，上有江泽民垂帘，实权不如曾庆红，名声不敌温家宝，连“刀把子”都落入“周老虎”之手。但习近平上任以来，握稳军权，拿稳“刀把子”，更是亲掌多个领导小组，一时权势无两，显然有成为“核心”资本和声望。
习近平厘清两大关系
习近平“政治规矩”论的抛出和五大国家机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某种意义上说确定了两大关系：首先，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和全党的关系。习近平取得空前的权力已不是新闻，但最近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及国务院党组汇报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最起码没有公开报道过，这意味着习近平已经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最高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要求包括五大国家机构在内的全国一盘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非什么新鲜的提法，但要真正实现并非易事。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就前车之鉴，其中作为地方大员的薄熙来，直至王立军将他拉下水之时才高喊“科学发展观”，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而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发展模式与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风马牛不相及，有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在跟中央唱对台戏，另搞山头，有意让中央难堪。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封面报道，披露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与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这可能是习近平。
其次，全面厘清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人大、政协的关系——并不是平等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以往，除了毛泽东不曾讳言外，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铁律往往都是隐藏在台面下运行，即便提及也鲜有如此大张旗鼓。尤其是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关系上，在以往更是比较讳言。但从中共方面考虑，“六四”时万里和人大的事件案例在先，人大法理上能够暂时取代执政党存在，加强党的作用，“弱化”人大可以理解。在十八届四中全上，“党领导立法”，“重大调整报党中央决定”等表述，就已经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理直气壮的置于“党”的最高领导下。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以“决定”的形式，多次重申“坚持党的领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并称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如果说四中全会是把在台面下运行的潜规则摆上台面，那么，现在就是正式确定。
1981年，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在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党风问题》，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抗战时期，毛主席就用个电台指挥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全党全军同志都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怀疑或质疑，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一个细节，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守纪律、守规矩的风范，也体现出我们党讲政治、讲规矩的优良传统。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与毛泽东进行类比，称刚刚结束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习近平对遵守政治规矩进行了全面阐释，丰富了党的纪律建设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政治规矩”论的提出，显示他要改变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开宗立义”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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