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掀翻魔盒 政治谣言盘踞中南海

　　

　　以薄熙来事件为肇始，围绕中共高层的政治传言开始呈现愈发集中喷涌的态势。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中国也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进入政治谣言消费时代。最为鲜明的表征是，在习近平上台的两年时间里，不管是针对退休高官的，还是在任高层的，政治谣言不仅从未缺席而且越来越密集出现。比如上至江泽民、李鹏、温家宝，下至郭伯雄、贾廷安，当然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在任的李克强和李源潮。这些从境外传回来的“谣言”，有些已经被证伪，有些已经被官方通过不同途径辟谣，当然也不可排除有些在后续的官场风暴中被坐实。诸多现象之外，问题也随之产生，不可抵抗的政治谣言消费潮，究竟会成为倒逼中共提升政治透明度的助推剂，还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谣言的刺激下施行更加严密的政治封锁？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不失为观察中国政治生态和以及未来舆论管控走向的一个小窗口。

　　为何是薄熙来事件？

　　三年前的今天，薄熙来一个巴掌打出了王立军这个“叛徒”，同时也因自己的这一巴掌作别政坛，沦为秦城监狱的囚徒。然放眼来看，薄熙来事件之于中国政坛的影响力绝不至于此。作为各色政治谣言的集大成者，薄熙来事件可谓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自此之后魑魅魍魉鱼贯而出，势不可挡。为何是薄熙来事件？从发生的时间节点到参半期中的诸多元素，以及后续的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归因之后既有偶然性也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然性。

　　首先是发生的时机。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权力交接总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中共自建国之后的四次权力交接，也概莫能外。再加上中共长期以来的密室操作，更是让政治谣言有了散播的市场和潜能。以毛、邓、江三代的两次权力更迭为例，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再到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一再变化，而所有这些曾经被选定的所谓接班人，最终的结果如何呢？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中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派”打倒，前者被迫害致死，后者则被流放江西。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则几乎在一夜之间异变为密谋政变的叛徒，最后折戟蒙古大漠，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无有定论。至于王洪文，作为“四人帮”之一，拉帮结派诚难扛起重担，终在毛逝世后被彻底打倒。而华国锋，虽然短暂成为一把手，却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存在。一场血雨腥风之后，实权还是落在了“钢铁公司”邓小平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止。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权力交接，也是经历了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对中国政局和执政者影响深远的天安门“六四”事件，以至于这次交接期间发生的种种，至今仍然是束缚中共手脚的镣铐和绳索。而薄熙来事件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正是因为其发生于中共十年一次的政权更迭前夕。这一客观环境，使得该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再是一起简单的贪腐案件，而是充满着权斗和政治较量的火药味，政治谣言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其次是参半其中的诸多极具眼球效应的元素，比如叛逃、政变、谋杀、政治勾连等。从中随便单拎一个元素出来，放在中共官场，都可能引起至少六级以上的地震。更何况当这些元素同时齐刷刷与薄熙来发生或明或暗的关系时，劲爆程度可想而知。当然，其中最具眼球效应的，非薄熙来这位因唱红打黑而备受关注的红二代兼政治明星莫属。而在薄熙来彻底虎落平阳之前，王立军的叛逃，以及由叛逃而衍生出的风言风语，尚且在位的政法沙皇周永康的政变图谋等等，早已在防火墙外传得沸沸扬扬。此时，薄熙来的任何微小动作，官方对重庆对薄熙来的些许评说和放风，都可能解读出醉翁之意，成为政治预言。让公众大跌眼镜和猝不及防的是，当局并未给予公众足够充裕的时间去消化温家宝的一番话，而是直接给一潭死水中扔进了一枚重磅炸弹，薄熙来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就此锁定。

　　最后是薄熙来事件牵扯范围之广，以至于后续从各个渠道传播开来的诸多政治谣言也好，政治放风也罢，总能最终回到薄熙来这个最大源头。 比如打破“刑不上常委”潜规则的周永康事件，就是薄熙来这根萝卜被拔出后带出的“硕虎”。官方已经公布的周永康六宗罪中的泄露国家机密罪，一种可能即是其将十八大的人事安排提前透露给朋党，并将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消息告知薄熙来。而以薄熙来作为肇始和源头，其与周永康耸人听闻的政变图谋和“大干一场”最终被坐实，也进一步推高了公众对于所谓政治谣言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处江湖之远的民众之逻辑在于，身居常委高位的周永康，尚且可以黑白通吃大搞政变，尚且可以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几十年不倒，可想而知意欲保持红色永不变的中共内在已经腐烂到何种地步！有了此类预设乃至瞠目结舌后的自叹，即便是滑天下之大稽、不攻自破的政治谣言到来，至少也会直接被民众随手拉入“购物车”中。

　　政治谣言成就了大众狂欢

　　不消说，一些政治谣言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愿望和八卦心理，谣言的传播有时只是为说而说，具有娱乐性，并不参杂明显的利益动机，使得政治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大行其道。特别是政治谣言所涉及的事件或人物往往具有重大性，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热点”问题密切相关，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就加大了政治谣言的社会影响力。在讨论或是不自觉地完成政治谣言二次传播的过程中，人们才恍然间发现，原来一向居庙堂之高的高官们，也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也不全是党报官媒所塑造的伟、光、正形象。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陷入政治谣言风波

　　关键问题在于，从境外传回来的满天飞的“政治谣言”，究竟会成为倒逼中共提升政治透明度的助推剂，还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谣言的刺激下促使当局施行更加严密的封锁？是提升透明度还是加强政治封锁，决定权掌握在中共手中，而从其一贯在政治问题上的操作手法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略胜一筹。铁证事实，俯拾即是。因为每逢有政治谣言越过防火墙传入国时，中共均不由分说地采取了一禁了之的做法和态度，不辟谣也不做任何直接说明。而遇到敏感人物或敏感事件的纪念日，比如赵紫阳，比如“六四”，总是提前公关，做好各种层级的防御。长此以往，当局在成倍折损政治信誉的同时，也让小道消息有了进一步流通的资本和充分理由。何况，在习近平上台后进行的改革和反腐大潮，在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同时，也让一些问题官员借用政治谣言实现自保，手段无外乎扩大打击面和反腐难度，制造破坏。此前针对反腐出现的诸多论调，谁又能说全然不是利益团体和腐败势力暗箱操作的结果？毕竟，在诸多论调中，还有甚为显眼的反扑论。

　　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中国也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进入政治谣言消费时代。这里所说的各种因素，除了十八大的权力更迭，习近平上台后风声鹤唳的改革和反腐，当然还包括作为“硬件”的互联网这一信息载体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作为“软件”的受众对于政治事务的介入程度。在“硬件” 和“软件”兼备的情况下，再加上从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中涌出的各类魑魅魍魉，让政治这台巨型机器以一种不可低估的速度开启运作模式，迅速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每逢高级别官员的落马，总能成为街头巷尾谈及的热点话题。然而，人们可以兴致阑珊地谈论王立军和谷开来之间的风流韵事，可以掰着手指细数着周永康在央视虏获的情人，但是却很难面对“军中土豪”谷俊山和徐才厚以及周永康数以吨计的黑钱一笑置之。那些在台上满嘴马列和仁义道德的官员，满腹的盗娼以及背后的勾当，已足以促成一场浩大的群体性事件。而民众走上街头的初级凝聚力，不是别的，就是政治谣言煽动起来的仇官和民愤情绪。

　　从这个层面来讲，公众在消费政治谣言的同时，也是在完成情绪的宣泄和观点的表达。正如徐贲在《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中所说，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而习近平不久前所鞭笞的“妄议中央”者，如果主语圈定在官场，那么指向的，无疑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之流，以及无数个自十八大以来被打落的苍蝇。但是如果将主语扩大至普罗大众，那么妄议中央者，便可能是那些针砭时弊、与中央唱反调的自由民主派。放在更小的范围内，妄议中央者，甚至有可能是坐在电脑前点击键盘表达对政治对社会不满的弱势群体。所以民众之沸腾，除了表达对圈定主语后的大快人心之感外，又何尝不是在表达另一种抽离主语后的担忧和焦虑？

　　面对纷繁复杂且极有可能参杂了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图谋的政治谣言，官方的道理讲了一箩筐，“妖言惑众说”也早已经由党报广而告之，但是以效果论，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要知道，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习近平在就近一次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也强调，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在各种因素的裹挟之下火速进入谣言消费时代的中国，在面对良莠不齐、动机不一的政治谣言时，是否也应该在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的同时，也多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毕竟，唯心主义或是以自我为中心，都不再是这个政治谣言消费时代的主轴，也早已被信息时代和政治已然成为每个人副业的今天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