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大陆这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就以霹雳手段强硬推进反腐，硕果累累，有目共睹，用作家二月河的话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种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
早就该这样反腐了，但是前两届政府，尤其是前一届政府虽然不断高喊“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客观地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反腐上没有多少作为。非但如此，过去十年腐败还成几何级暴增，无论机关、企业、学校、军队还是社会，可以说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非法地、不道德地交换金钱，形成了全民腐败的局面，到了权力无孔不入，腐败无处不在的地步。
腐败的社会化、全民化，说明这个社会沉疴在身，其制度是疲弱的，信仰是缺失的，思想是混乱的，道德是沦丧的，法律是松驰的，人心是邪恶的，除了一切向权力和金钱看齐，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去追求和拥有，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到可怕的地步，社会肌体已经腐烂，且每个人都无力地任由腐败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不进行刮骨般的疗治，难以让人看到希望；仅仅将反腐作为治标的策略，而不是作为治本的战略，治疗就永远赶不上坏死的速度。中共当然不愿意看着自己就这样烂掉，党内需要有人站出来强力反腐，而有坚强意志的习近平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举起了反腐的屠刀。
空前反腐有多种因素，多种角度的解读，如果从经济的视角看，反腐也是习近平无可避免的选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投资拉动模式在当下已穷途末路，过去十年，过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已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导致大量的产能过剩，连政府内部、执政党内部也承认再搞新刺激不可行，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必须也只能接受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事实上中国经济已连续3年放缓，而且前景仍然不明朗，过去“保8”、“保10”之类的话，没有人提了。
经济下滑意味着执政党靠经济高速增长而支撑起来的执政合法性会受到质疑。用学者裴敏欣的话说，中国的政治精英都有一个共识，即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更具体地说，经济增长越高，合法性越强，其统治地位越牢固。因此，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落实到基层就成了所谓的GDP主义，从而造成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不择手段追求GDP指标。
在不择手段地追求GDP的过程中，伴生着官员为取得经济高速增长而采用的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手段与行为，其中包括肆无忌惮的腐败。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依赖经济高增长，为追求经济高增长，容忍了官员的高腐败，是为经济增长支付成本。
这一容忍造就了亘古未有的惊人腐败，我们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种腐败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动辄一个小小的科长，贪腐金额就能达几千万甚至上亿。这大大地削弱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因为官员多为中共党员，官员腐败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执政党腐败划等号。无论现阶段的腐败是不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共性，比如美国在经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也曾出现过大量的腐败，人们都会认为这是执政党出了问题。或者说，官员的腐败已经侵蚀执政党的权力根基，再不雷霆治腐，“亡党”（不存在亡国）并非戏言。我们可以从社会上弥漫的仇富仇官现象，群体性事件，个人维权，公众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批评和不信任见出一斑，那就是，民众已经认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既得利益集团拿走了，成本都转嫁到了他们身上，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现实。
当经济增速下滑，前景不容乐观时，再继续容忍官员的高腐败，无异于釜底抽薪，加速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当民众经济的改善情况和预期大为降低，而支付的成本不变且有可能继续增加，就会转化成对执政党、现政权的不满。如果说高速增长的经济曾掩盖了腐败挖墙脚的作用，一旦经济放缓，腐败挖墙脚的作用会更为显着起来。在经济放缓之时，不容许腐败一直高发下去，是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
二是这一届政府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建设“市场经济”，就要减少“有形的手”对市场的干预，而腐败丛生本身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官员权力寻租太过寻常。其结果是，腐败把资源配置在不该配置的地方，造成经济扭曲、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也造成了不负责任的发展后果，比如环境的极大破坏和污染，公众为这种巧取毫夺式的发展承担了难以负重的成本，他们已经不想再这样承担下去，大陆多地发生的PX项目暴力抗议事件，就是这一深刻矛盾的直接表现。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与腐败格格不入，客观上要求降低经济运行的人为成本，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而腐败恰与之相悖。反腐正是为了砍掉那些寻租的手，杜绝官员在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中会对市场“敲诈勒索”，纠正畸形与扭曲的政商关系。可以说，建立“市场经济”与反腐互为表里，不反腐就无法砍掉伸向市场的权力黑手，就无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习近平霹雳反腐的经济考量。（廖保平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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