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之女狂赞“小弟弟”近平

　　摘要：近日，耿飚大女儿耿莹接受媒体专访，在谈到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时，她表示：“他人品正，绝对没有邪的、歪的念头。另外，他睿智、聪明。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我觉得我这个小弟弟绝对也是绵里藏针。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而且他疾恶如仇，性格非常坚韧。”

　　采访人：邵思思、袁训会

　　近平弟弟人品正，眼里揉不得沙子

　　问：提到您的父亲，就不得不提到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大学毕业后曾当过您父亲的秘书，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站。您和习总书记有过接触么？

　　耿莹：2000年，我父亲去世，近平当时是福建省省长，但他就像家里人一样，跟我们一起捡骨灰。

　　我父亲在阿尔巴尼亚断了腿，腿上一直带着一个大钉子，他生前最恨那个钉子了。按道理来讲，后来他腿上肌肉都已经长好了，那个钉子应该取出来，但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因为太危险了。再后来，那颗钉子松了，他的腿就跟着疼了起来。我当时最关心这个，想着务必要把这个钉子拿出来，别让它继续跟着爸爸，令他痛苦。

　　父亲去世以后，近平一直跟着我们，从捡骨灰到遗体的安葬，一路都陪同着。

　　问：能讲讲您本人对习近平的印象吗？

　　耿莹：我对这个小弟弟的感情，应该说，跟对我亲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样的。

　　首先，他人品正，绝对没有邪的、歪的念头。另外，他睿智、聪明。我们的关系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我觉得我这个小弟弟绝对也是绵里藏针，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而且他疾恶如仇，性格非常坚韧。

　　从他插队的经验可以看到，他要干一件事情，一定会划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也许不一定完美，但一定都是有接口的。

　　从他当政的短短的这两年来看，首先，他做事风格雷厉风行；第二，他有策略，有政策。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他的人民要什么，也清楚他的祖国要什么、他的党需要什么。所以他当政后一系列的动作就是清理，尤其是对腐败的清理。因为现在，不清理是不行的，不清理要亡国了，这不得了！

　　共和国折腾了六十几年，邓老爷子说摸着石头过河，没错，我们就是摸着石头。但是邓老爷子的另外一句话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就不太同意。

　　我觉得邓老爷子说这句话有点偏，偏在哪里呢？因为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来说，抓住耗子的绝不是好猫，不抓耗子的才是好猫。为什么？因为不抓耗子的猫会观察抓耗子的猫是先咬脖子还是先咬肚子，它抓得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再做判断。而上来就抓耗子的不见得是好猫。

　　现在近平雷厉风行了一年多一点，在这个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猫该做的事。党的蛀虫有多少，任其发展这还得了？我们过去的鱼水情还有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一枝花独秀，什么花？经济花。中国人也很有本事，很了不起，一只腿蹦，跳了三十年，把中国跳成这样，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可以这样的？这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但是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只文化之腿为什么不伸出来，跑一跑，跳一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文化大革命到三十年的改革，这些年，中国人丢掉的东西很多，比如，把诚信弄丢了，不过我坚信一点，这个东西过几代人，我们还能捡回来。但是，另外一个东西，也许是我杞人忧天，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可能不太容易捡回来了。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我很担心被破坏得再也不能恢复了。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干什么都是一窝蜂上。当经济变成一枝独秀的时候，是个人都可以去做生意，家里老太太、老头完全不懂什么是生意的也去做生意，可是，这样很容易把生意场搞乱啊。你搞房地产我也搞房地产，你去挖煤我也去挖煤，很快就把这个市场弄乱了。现在近平他们需要去整理，容易吗？可以说非常困难。这需要魄力，需要胆识，需要一颗坚定的心，需要不怕牺牲的责任感。

　　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我很想帮我这个小弟弟。但是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他。我只能祈祷我的小兄弟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取得成功。至于我个人能做的就是不给他添乱，不给政府添乱。我听他的话，小兄弟说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我也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拥护他、支持他，而不是去抹黑他。

　　“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不公平

　　问：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有政治导师这么一个说法，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从政生涯里边，首先有他父亲习仲勋，再后来遇到耿飙将军，这些革命先辈对他后来政治品格的养成应该有很大影响吧？

　　耿莹：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他自己也承认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底板好，这是主要的。

　　要我说，一个调皮捣蛋的二流子，就算跟我爸爸十年，也许也能改造过来，但是他不一定能改好。近平之所以那么优秀，首先，我觉得是他的底板好。我们都属于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彼此都很了解，不管是他的家庭熏陶也好，还是他本人的本质也好，都是过硬的。

　　他跟着我父亲三年多，从197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他也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很好学，有种向上的冲劲儿，并且很愿意学。所以有这样的机遇给他，在他这一生当中应该是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是很宝贵的。那段时间，不管我父亲是到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着一块去。他从那会开始，就已经养成一颗红心，而现在把这颗红心再交付给人民，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使命。

　　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是“红二代”，我是这样认为的：父亲的光环始终是父亲的，父亲的功劳也只属于他，跟我没关系。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姓“耿”，姓“耿”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身上只是有父亲的血肉和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栽培教育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能说我是他女儿，我就有功劳？就了不起？不能！我愿意在农民家里当一个小女儿，这不是也挺好？但是事实已然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在里面。

　　“红二代”这个词，包括以前的什么“高干子弟”、“太子党”，这些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我们也有，而且每个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姓“耿”。外界应该是平等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

　　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但我跟大家都一样，没做错，外界凭什么指责我？这样不公平。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

　　刚才我说了，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我还得说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了。我们的童年怎么过？特特姐姐（李特特，原国务副总理李富春之女）14岁就成为了轻机枪手，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跟德国鬼子干了八年仗。（原文如此）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样的童年吗？

　　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特特姐姐那么光辉，但我的童年也很艰辛。我的童年是在我父亲的马袋子里渡过的，他骑马打仗就把我带上，空了就摸摸我的小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你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童年吗？没有。外界凭什么对我们不公平？

　　当然，现在不管人家对我多不公平，我也一笑了之，因为我有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轨迹，我有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责任，我做好我自己就OK了。我不妨碍大家，不去麻烦人家，也不去麻烦好朋友。像近平，我不会去麻烦他，我也不会去给他抹黑，当然，别人抹黑他，我也不允许，就是这样。

　　“不能忘记人民”才能回答“耿飚之问”

　　问：据我们所知，除了“钱学森之问”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著名的“耿飚之问”。1991年，面对陕甘宁边区告状的老百姓，您父亲问当地干部，在座这些干部如果哪一位犯了事，老百姓还能为你们求情吗？

　　您认为，如今该如何回答“耿飚之问”？

　　耿莹：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退休后，想回去看看老乡，看看他们当年结婚的窑洞。而且，对于甘肃庆阳，父亲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那儿工作了八年，刚开始是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在那儿打了八年仗，直到最后把那个将军赶出去。

　　后来有一天，毛主席找到爸爸，跟他说：“小老乡，俗话说，鸟有巢，你知道我叫你来干吗么”？爸爸想了半天回答：“我明白了，是不是要在我这儿建根据地”？主席连忙说：“对头，对头。”于是父亲就在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应该说，庆阳是个小城，面积很小，而要建根据地，需要大部队进驻，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比如卫生院、比如官兵宿舍什么的都得有。爸爸没有被这些问题难倒，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带人挖窑洞。8年时间，爸爸对庆阳这块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退下来以后，自然想回去看看老乡。

　　爸爸回乡，路过兰州一带的时候，各地的领导都去接他。到庆阳以后，很多老乡告状，但是干部们、公安们都把他们统统赶开了，但是父亲看在眼里。爸爸是侦察兵出身，眼睛“奸”得很，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悄让我妹妹出去接一个老乡的告状信。

　　我妹妹出去后接了两封告状信回来。看后，我父亲就发怒了，说：“这是证据！”。在一次会议上，爸爸就问下面的地方干部、领导，“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50年前，我们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我们的一个小战士犯了个错误，拉了一下房东小姑娘的手。就因为这事，我们要把他绑出去枪毙。

　　当地老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跪下来，替这个小战士求情。我问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犯了错误，还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你们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他意识到干群关系恶化这个问题了。他的这一问，影响非常非常大。

　　要知道，我们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没有后勤的，什么时候才有后勤？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才组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打仗、每一次解放城市、每一次打日本鬼子，都是当地老乡给我们当后勤，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由老乡来管，老乡对我们这是什么感情？

　　现在当官了，只顾自个儿贪污腐败，只顾自个儿舒服，而老乡却穷得吃不上饭，这难道不该杀头？所以习近平上来以后，大肆惩治贪污腐败，就是要为人民、为我们所有的老乡说句公道话。

　　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我父亲总说，他永远是人民的战士，综观他的一生，他做到了。你看，他八十多岁了的人了，为什么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为农民服务，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