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苦口婆心 唤醒亚洲

　2015博鳌亚洲论坛

　　当习近平正在海南省博鳌镇作东，会见世界范围内政、社、商、学领域领袖人物之时，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在此时出现某种变化。目前的中国仍然处于崛起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随着其影响力的提升而加重，正在做的事情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局势而言具有颠覆性。从中也隐约得见中国在重构世界格局、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努力，以及中国所具有的某些“领袖”潜质。

　　其实，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博鳌亚洲论坛值得瞩目之处不止在此。在2015年年会里，该论坛首次举办了以宗教为主题的会议，习近平还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博鳌亚洲论坛议题广泛，形似中国的政协会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以中国为主办场的两个重要区域和国际性组织之一，以崛起中的中国为背景的博鳌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平台。正是通过这些平台，习近平要向亚洲乃至世界执政者和民众展示异于西方价值认同的中国的成功，并以之驱除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意识形态，重归各国主体和实际。

　　去西方意识形态 习近平要唤醒亚洲？

　　成立于200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一向以国家政商界领袖人物为主角，然而其2015年年会中却首次举办了以宗教为主题的会议。来自亚洲的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大德，以及学者、文化界代表，共同探讨不同宗教对“中道圆融”这一和平思想的理解。

　　这并不稀奇。因为该论坛正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为各国各领域领袖人物提供的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等相关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其外延模煳而宽泛，极具可扩展性，不排斥宗教问题。恰恰相反，这一论坛还为国际范围内商讨宗教问题提供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平台。鉴于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风起云涌，仍有一些国家和势力以宗教作斗争工具，这样的平台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的突破性不仅在此，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建议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同样值得关注。虽然其主题和形式都还未明确，但习近平或许已经作出一些注解。习近平在发言中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这些说法恰好对应于本届博鳌论坛的主题“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其特殊之处，这需要承认，应当尊重，也是一方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各方又需防止战争，和平交流，合作共赢，达成共识。其实，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在对外场合中已经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一理念。只是在中国不断崛起并克服自身危机的物质基础支撑下，这些声音才开始日益受到观察者的重视。

　　这种理念其实是与近代以来各国争相西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但有着“中国崛起”光环的习近平在中国土地上迎接亚洲各国精英，再次不失时机、不厌其烦地强调一遍，使中国的“劝说”更具有说服力，也可见中国对亚洲近邻的苦口婆心。

　　一般而言，不论是宗教还是文明，都是一种与现实政治较远的话题，执政者大多无意于站在这种高度发表意见，或者是缺乏恰当的渠道。不过，由处于崛起过程里的中国来做这件事却显得自然而然。作为一个不符合现在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后发国家，中国作为“异类”的崛起亟须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在其深化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尤其如此。这种争取认同并不一定是完全融入，也有可能是一种“颠覆”、“证明”和“说服”。

　　其实，中国崛起事实本身已经是一种“颠覆”，也有站在自身立场上重新阐述，至少是补充现有价值体系的需求。不过，正如议题设置宽泛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一样，中国角色的变化是渐进的、和缓的，也是必要的。博鳌的存在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必要，对于世界也有其特定价值。其实早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哲学思想、社会治理是对已经高度物质化且弊病丛生的现代社会一个重要补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也是如此。

　　除去正在筹建中的亚投行外，目前总部设在中国，中国持有很大话语权的区域或国际性组织主要有两个：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亚洲论坛。前者是区域性政府合作组织，偏政治性；后者没有过多限制，因而更有活力。前者成立于1996年，后者成立于2001年。显然，当时的决策者即着意于以这两个组织为跳板，助力崛起，拓展自身存在空间。同时，博鳌这一平台更为巧妙，因为中国由此得到更多话语权，可以发力于意识形态，站在自身立场上补充或重构既有价值体系。

　　博鳌论坛隐现中国“领袖”潜质

　　自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就以坚船利炮为敲门砖，推销其发展道路和现代价值体系。经过现代化改造且以战争为利器的西方意识形态显得正确而霸道，往往会导致后发国家强烈的震动，必欲实现完全的脱胎换骨的西化以求得新生。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历史实践检验以后，成功者寥寥无几，而且也多是因缘巧合。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向本国政治历史传统回归，中国、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等国家都是如此。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已然成为这一批中的旗帜性国家。

　　中国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是在于进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的同时，对本国主体回归和坚持。由于该国也曾经历过一个西化的过程，因此其崛起的原因也可被视为对被奉为圭臬的西方价值观的某种否定。对于依然信奉西方的国家执政者和民众而言，作为颠覆者的中国的“成功”具有示范效应，很有可能导致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倾倒。而对于仍然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勉力维持强权的美国而言，这正是中国最值得恐惧的原因，以及必须被遏制的原因所在。随着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英国“倒戈”加入亚投行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反应，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阻抑。今后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或将再次给予以旧秩序卫道者自居的美国沉重一击。

　　有观点认为，坚持和平宽容理念而不以强权相加的中国或许更适合做世界领袖。其实，不论中国自身是否有意做领袖，但该国已经被视为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其所追求的是一国发展应有的正当利益。恰如中国官方的解释，中国成立亚投行另起炉灶，“更大程度上可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力主“亚洲再平衡”的美国确实是在凭借一系列现有组织体系排斥和遏制中国。

　　从成立已经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的一些变化，可以大体推辞当前中国的角色定位。如同在中国的政协会议一般，博鳌也是一个能够汇集各个领域观点、意见和诉求的“万花筒”，是各方交流合作的平台。该平台并不一定产生具有强制性的决议，但这种协商的平台已经是一个比较珍贵和必要的机制，而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特点。

　　不像充满利益、政治和斗争的北约、联合国、TPP等国际组织或协议，博鳌的存在是为了让各方能够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既能避免西方价值观中民主简单多数、私利和强权所导致的强制侵犯，又能够尊重各方不同利益，达成共识以求共同利益。尽管中国也有自身的利益，但是通过这一平台的共同协商合作，使各方都能意识到他方利益诉求，都对自身有所节制，从而实现共赢。或许，中国已然因此具有了一些“领袖”潜质。　　(麦垛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