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8中将争当上将 2人要“牺牲”

　　去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例行上将晋升仪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自即位以来第三次晋升上将。彼时，均有南京军区从军经历的副总参谋长戚建国，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政治委员褚益民，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等4人一同获拔擢。这是自2010年以来晋升上将最少的一次。而即使如此，3人的晋升也属于不得已“破格”提拔。而今，又到一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照例要第4次晋升上将。而根据多维新闻整理的数据，今次符合常规晋升条件者（晋升中将满4年，履职正大军区级满2年）凡8人，然而晋升上将谈何容易，8人之间若按传闻中定比，“8选6” 又将是一场颇为值得玩味的竞逐。

　　“4+2”卡线 8中将入围

　　从2012年11月份自胡锦涛手中接手军权至今，习近平已经3次晋升上将，共计11人。除第一次在2012年11月23日为晋升中央军委委员的第二炮兵司令员魏凤和随即授予上将外，其余两次分别是在2013年7月31日、2013年7月11日。后两次晋升均为每年例行动作。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军事科学院政委孙思敬、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6人，副总参谋长戚建国，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政治委员褚益民，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等4人分别获得拔擢。

　　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凡是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都随职务升迁而晋升上将军衔，包括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和四总部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以及各军种司令员等。如中将出任中央军委委员，会随即晋升上将军衔，如上文提到的魏凤和。此定规并无悬念。悬念在于，正大军区职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可授予上将或中将，但大校以上军衔晋级为选升。

　　所以，一名校官成为一名将官很难，而由一名中将晋升到上将同样既要在战时看军功，和平年代看“资历”。统计显示，从大校到上将，一般得经历20年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一名青年20岁成为少尉，在不提前晋职晋衔的情况下，需要44年才能晋升为上将，而此时他已经64岁。近年形成的惯例是，晋升上将需要满足“晋升中将满4年”并且同时“担任正大军区级职务满两年”，即所谓“4+2原则”，只有符合上述规则方才有被军委主席授予上将军衔的“资格”。

　　然而，去年晋升4名上将中，唯一符合这一基本条件者仅褚益民一人。曾参加过老山作战的戚建国、南京军区12集团军出身的王教成、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出身的魏亮3人均在中共十八大前（2012年10月份）才出任正大军区职，对其提拔显属“破格”之举。而当年实际情形是符合硬性条件者本身便极为乏人。

　　非常时期当然会有特例综合评估，但今年，会依然沿袭“成规”授予上将还是再度出现意料之外的惊喜呢？目前为止，军方尚未宣布结果。但多维新闻依据上述条件“筛选”，可以确定在现任共计17名正大军区级中将（包括去年9月份接替退役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主任李安东上将的总装备部副部长刘国治中将）中，共计8人符合上述硬性“条件”，足为候选。具体如下：

　　成都军区司令员  李作成 2009年授予中将 2013.7跻身正大军区级

　　南京军区政委    郑卫平 2009年授予中将 2012.10跻身正大军区级

　　济南军区司令员  赵宗岐 2009年授予中将 2012.11跻身正大军区级

　　兰州军区司令员  刘粤军 2008年授予中将 2012.10跻身正大军区级

　　北京军区司令员  宋普选 2010年授予中将 2013.7跻身正大军区级

　　副总参谋长      王冠中 2009年授予中将 2012.10 跻身正大军区级

　　总政副主任      殷方龙 2010年授予中将 2012.10 跻身正大军区级

　　国防大学校长    张仕波 2009年授予中将 2012.10 跻身正大军区级

　　而另外9人则因不符合其中某条件可能会在今年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具体内容如下：

　　武警部队司令员 王  宁 2012年授予中将 2013年跻身正大军区级

　　兰州军区政委   刘  雷 2014年授予中将 2014.10跻身正大军区级

　　成都军区政委   朱福熙 2011年11月授予中将 2012年跻身正大军区级

　　二炮政委       王家胜 2013年授予中将 2014.12跻身正大军区级

　　副总参谋长     乙晓光 2012年授予中将 2014.7 跻身正大军区级

　　海军政委       苗  华 2014年授予中将 2014.7跻身正大军区级

　　空军政委       于忠福 2014年授予中将 2015.7跻身正大军区级

　　军科院院长     高  津 2013年授予中将 2014.12跻身正大军区级

　　总装科技委主任 刘国治 2013年晋升中将 总装副部长职务兼任

　　“8选6”？上将名单大猜想

　　正如上文所言，满足硬性条件只是仅仅具备了晋身的初步资格。最终，上将人选是否就此从中产生，产生多少，都需要视更多因素综合考虑，层层”过卡“。

　　首先，需要确定既然是”选升“，则上将晋升并非8人，那至于多少名额限制呢？答案可能是5到6人。根据大略有两点，其一，每年拟晋升上将名额与拟留正大军区级中将名额保持1：2的比例，如今正大军区级（暂时列入刘国治）中将共计17人，照此比例6人（保守估计5人）应该符合定则。其二，自去年八一前晋升4上将至今，一年时间内34名上将中有6人退出现役名单，即原二炮政委、张震上将之子张海阳、原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兼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副总参谋长侯树森、原海军政委刘晓江以及稍早前退役的空军政委田修思。而近年形成的规模是现役上将基本保持在30人稍多的水平。

　　“解决”了提拔多少人的问题，再回头看“提拔谁”问题。一般来说，军方会解释，具有实战经验，具有跨大军区、军兵种和总部机关交流的军事和政治主官，具有指挥基本战役军团经历的中将，更容易获得提拔。官方统计称，解放军从1988年开始晋升的152名上将，除个别非行伍出身和少数科研技术干部以外，大多数人从士兵起步，具有班、排、连、营、团、师等各级主官经历。在集团军和相当于集团军的特种部队领率机关担任过军政指挥员的有110人，占72%。其中包括集团军军长34人，集团军政委37人，海军舰队或军级基地、军区空军或军级作战部队、第二炮兵战略基地的军政一把手39人。但实际上，这些“优势”很难让外界察知两个人的高低优劣。

　　在上述8人名单中，其实从履历看，几乎都有一线战役部队的从军经历，跨大军区级、军兵种和总部机关交流也较为普遍，比如殷方龙出身于兰州军区，此后调沈阳军区某坦克师政委，入总装备部任政治部主任，转二炮政治部主任，直到十八大前调总政治部副主任，跻身正大军区级，跨5个大军区级单位。即使如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等军事主官，也大多有3个左右跨大军区任职经历。所以说，从此意义上，8人之间很难取舍。

　　不妨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方式筛选。其一，去年晋升的4名中将均为中央委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线索，而且不独去年，近年已中央委员会或者中纪委成员晋升上将的趋势显而易见。而盘点8人名单，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等4人为中央委员，总政副主任殷方龙为中央候补委员。不过，这只是说可能性会增大。

　　其二，晋升也需要顾及平衡各大军区级单位的力量。按照多维新闻的统计，目前正大军区级职上将、中将在各单位的分布为总参（3+2）、总政（3+1）、总后勤部（2名上将）、总装备部（2名上将，科委主任为中将）、海军（1+1）、空军（1+1）、二炮（1+1）、七大军区（沈阳2上将、北京1+1、兰州2中将、济南1+1、南京1+1、广州2、成都2中将）、武警总部（1+1）、国防大学（1+1）、军事科学院（1+1）。也就是说，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因十八大前后陷入薄熙来、徐才厚甚至是郭伯雄案中，人事变动激烈，因此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军政主官均显“低配”。如果以此逻辑，李作成、刘粤军则占据相当优势。实际上，李作成乃是如今解放军中少有具有实战经验、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故事颇多。据称，1979年李作成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身负多处重伤不下火线，率领全连官兵与敌军血战26个日夜，歼敌294名，俘敌4名，缴获作战物资一大批。其所在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则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此后，20世纪90年代，李作成奉命率队抗洪，尤其是1998年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特大洪灾，再立战功。

　　其三，如果用“排除法”，也许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给出一个答案。去年冬解放军例行人事调整，京畿重地、武警部队等要害机构突然大动。彼时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与国防大学校长宋普选进行对调尤其令人玩味。张仕波早年在济南军区，由驻港部队司令员直入北京，但履新刚刚两年多便调离，成为任职时间最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在观察人士看来，似有“被贬”之意。

　　另外，“东南军”崛起已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稍早前，三大军区空军政委“入京”，而唯有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于忠福“杀出重围”，成为一匹晋级正大军区级的黑马，便很说明问题。8人名单中宋普选、郑卫平等均有南京军区经历，这也不得不说一种优势。

　　由此推测，最终2015年夏上将晋升名单中可能出现的名字似乎包括李作成、郑卫平、刘粤军、宋普选、赵宗岐、殷方龙，其余两人将不得不为此做出“牺牲”。当然，这份名单仅仅是照规则行事，最终名单的确定会以怎样的套路出现，高层会以何种考虑因素为主，是否另有黑马比如苗华等人“杀出”，难以预判，相信结果将不日揭晓。　　(李宇婷 穆尧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