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在日本参议院安保法特别委员会上，该国执政联盟凭借人数优势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将于9月18日就安保法案展开投票。虽然最新民调显示，54%的日本民众反对国会通过安保法案，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从8月的38%降至36%，为史上最低水平，但是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的难度被认为并不大。
新安保法案通过后，即使他国没有对日本动武，日本也可以出兵援助其盟友；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用兵将不再受地域限制；出兵援助盟友的性质从后勤支援变为战场支援。也就是说法案生效前，日本本土受攻击自卫队才能行动，行动的范围是日本本土和周边。法案生效后，日本未受攻击时自卫队也可行动，行动范围可以扩大到海外。
日本历届政府依据宪法第九条，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只允许行驶个别自卫权，即在本国受到攻击时使用武力。而新安保法案通过，将彻底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无异于架空现行《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国策，日本自卫队将不再是一支防御性的武装力量。这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安倍推动日本军队转型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于日本越来越脱离战后秩序，中国不高兴是显而易见的。此前7月16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当天就此向日方表明了严正立场，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尊重亚洲邻国的重大安全关切，不要做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但敦促只是敦促，中国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事关日本战后秩序的活动没有能力阻止，这是日本的内政，中国无法干预。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没有能力影响日本的选择，面对它的骚动，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己，让我们的发展超越日本的折腾”。而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作为战胜国，中国对战败国冲破战后秩序无能为力，这是一个胜利者的耻辱，中国除了愤怒更应该感到羞愧。
日本越走越离谱，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单独进行了对日媾和，未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彻底清算，以及日本自身顽固不化、右翼势力抬头？除了日本应该重新反思历史，中国作为二战东方战场的当事方，或许亦应当反思自己在战后的一些做法，恰恰是自身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这样一种复杂而又尴尬的现实。
1951年旧金山和会上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外，国共甚至为了获得战败国日本的肯定从而确立自己“正统”身份而陷入新一轮竞争。作为整体，中国既没有在对日本的问题上站稳战胜国立场，也没有能够以战胜国姿态拿出自己的对日裁决方案。
1952年，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了“正统”名分抢先与日本签订日台《台北和约》，放弃战争赔偿并接受旧金山和约下的亚洲秩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与日本左派进行接触，早早表明了不要求日本道歉的基本态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而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关系彻底恶化，同时为日本改善与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关系打开了突破口。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围绕《旧金山和约》发生的种种，是限于国力凋敝无法免于屈辱被动境地，那么，中国20世纪60年代此后以经济关系、政治利益覆盖历史问题纯属“鸵鸟式”的做法。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中国对日本战时所作所为的宽容态度，无论是出于纯粹现实主义的自身眼前利益考虑，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使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助长日本战后危险倾向膨胀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现如今中国对日本修改宪法国内通过法案的议程无权干涉，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在战后秩序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国的精力不该消耗在安倍谈话上，而是该对于日本社会当中存在的军国主义倾向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问题作为已经确定无疑的事实，理应拿出确定不变的态度来处理。中国原谅日本战争罪行与否并不是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对日本历史态度的立场，决不能取决于中日关系一时的冷热，中国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的日本，又对日本在战争反省和道歉方面究竟有怎样的要求，这些细节需要的不仅是学理、法理上的具体澄清，也需要上升到执政者政治底线的高度加以确认。否则，中国的正当诉求，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于被动境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