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有两篇与军改有关的文章引起舆论关注。一是《党员干部要努力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答卷》，其文称“军队改革决不允许坐等观望，甚至喝倒彩、帮倒忙”；二是《始终铭记 “正确对待”》，其文称“改革关头因个人去留闹情绪，哪还有一点军人样子？”在此次军改中，军报一直在为推进改革疾于呼，揭示和批评了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难题。
在12月15日，中纪委也发了一篇文章《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 纪法分开》，解释中共党规党纪。文中有一句话说，“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使命、受到严格组织约束的公民，入了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中纪委此语与军报近几篇文章的题义颇有相似之处。
入党需要放弃部分权利和自由，被改革者也需要放弃一部分权利与自由。中纪委与军方高层不约而同地遭遇并意识到了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个人权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想来在中共党建与改革进程中，改革开放所培育和依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思想潮流，以及由此而生的合理和不合理权益，是当下执政者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等人不得不面对的一项实质性阻碍和挑战。
中共建政之后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和计划经济，初期曾促进民众和生产力自由解放，但后来进入一个极端状态。虽然在重工业、高科技等少数领域取得突破发展，国家整体生产力却被遏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产生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对而言，这种价值观能够契合对个人的更为高尚的道德要求，并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善。这也是经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老人对如今物欲横流的风气极为愤慨，且十分怀念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逐步破除原有的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放开个人权益，激励自我奋斗，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冲击了当时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社会存在层面的私有制导致社会意识层面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能够大规模大幅度焕发出作为基本单元的个人的能量，消极的一面在于难以节制，容易导致分化和失序，以及利益模块化并凝固化。其极端情况同样会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性效果，同时导致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合法性危机。当下中国改革的原因和改革的难处就在于此。
作为一个唯一执政的政治组织，中共既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有公共责任。后者要求中共限制自身权益，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以服务于其所在的社会群体。中共成员的也需要割舍一定的合理或不合理权益。这不仅是构成区别于社会整体的特殊组织的基本前提，也只有以此来实现政党的公共属性。政治组织公共性与个人主义确实难以相容。
中纪委所称入党则放弃部分权利和自由，具体细节可指上海正规范干部家属经商行为的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对“裸官”群体的压制和屏蔽，对军人和中办人员忠诚度的要求，规定官员不得“妄议中央”，对消极无为现象的批评等。相对于普通民众所享有的“自由”，这些做法确实可视为对个人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剥夺”。但这种“剥夺”却又是有利于实现良性政治的一件好事。
不过，这种“剥夺”也会遭到“被剥夺者”的抵触。整风反腐会割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会让腐败官员痛若割肉。即使是为实现政党纯洁性而加强党规党纪，对于以往缺乏有效监管而变得自由散漫的普通党员会形成较强的约束力，也会较为普遍地引起一定的不满心理。
在军队改革中更是如此。改革范围广、程度深，数以万计官兵的利益会有所损伤。虽然他们的利益之得对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会造成某种阻碍，因此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但是这些问题也往往并非他们本人之过，而是源于时代转向、历史惯性和问题积累。比如，一些已经在陆军编制战斗数十载正值壮年的军官，不得不面临仕途受限甚至是退役的选择；曾经比自己级别低的军官由于处于不同军种或系统而快速升迁乃至成为自己上级指挥。
而且，军队是一个非常特殊、关键和敏感的单位，需要严格遵循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向，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更多的“剥夺”，很难实现完全绝对的公平。媒体认为，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或是决定从根本上解决军中存在的腐败乱权、山头主义、地方割据、冗官、缺乏战斗力等深层次问题，但每一件都非易事。其目标越大，承受的抵制和难度也就越大。这种抵制和难度并不是只在于违法违纪官员，而是有可能涵盖了很多普通官兵。
因此，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方式不足取。改革需要高超的策略和技巧，需要渐进性和阶段性，但在每一个阶段又都需要保持改革的趋势和节奏，防止中断。中共军改有一个时间表，2020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这些都是习近平军改的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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