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内地纪检与政法系统进一步加强垂直管理,人事权逐渐上收,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与突出中央事权,削弱地方强藩,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去年底至今年初,多个中央纪委派驻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与地方纪委书记发生变化,中央纪委同时实现对一百三十九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对领导体制、主要职责、机构设置作出了明确规定。
尤其是多位中央政法委官员空降地方,更是备受关注。比如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晋空降湖北省检察院担任党组书记;最高法刑一庭庭长杨万明空降北京高院担任代院长;最高法政治部副主任龚稼立空降广东省高院院长;中央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许尔锋空降宁夏,出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大规模派遣中央官员出掌地方,主要目标是加强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能够较有效地破除地方层面的干扰。
事实上,通过垂直管理,将「人、财、物」的控制权由地方上收到国家,是近年来政府职能调整的一个趋势。从较早的海关、税务、工商,再到质量监督、国土、审计和环保等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从地方政府序列退出,改为由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这既是中央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尖锐矛盾、确保政令畅通的制度调整,也是为达到国家法规统一性目标,平衡央地职权的一种战略手段。
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
垂直管理最直接的目标,是力求破除地方保护,维护中央政令畅通。长期以来,内地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是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领导」,也就是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以「人、财、物」权影响职能部门「事权」的操作空间,容易损害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
以环保领域为例,许多地方环保局长的「乌纱帽」攥在地方领导手中,一些领导用「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直接干扰环境执法,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
垂直管理的过程,是中央向地方收权的过程,也是一步步摆脱地方保护、干扰,维护中央政策权威的过程。当年薄熙来主政重庆时一手遮天,谁不服整谁;而广东等地则地方主义横行,历来对中央阳奉阴违,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向地方大规模空降京官,又改变行政管理体制,可以进一步弱化地方诸侯的权力。不过,凡事都是有利有弊,中央事权愈来愈多,地方的积极性也就愈来愈低,庸官懒政现象会更突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内地政治体制中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