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大督查第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工作汇报。20个市（州）、20个县（市、区）受到国务院表扬，1,148名干部因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被相关地方严肃问责，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职、记过等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31人、县处级311人。此外，根据国务院部署，相关部门还对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7个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和6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开展了督查约谈。
据官媒评析，大督查加大整治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的力度，形成了整肃不作为的上下联动局面，同时又加强正向激励，有助于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竞相有为、主动作为的良好氛围。
显然，国务院此举针对的就是目前外界十分关注的“为官不为”问题。这被认为是当下中国经济形势持续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声音将之归咎于中共自十八大以来着手推进的反腐党建工作，甚至认为反腐遇到困难和挑战，从而对其构成相当的困扰。中共亦给予重视并做出回应。
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相较于之前的“两军对垒”“胶着状态”，这意味着反腐工作的阶段性成功，并且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外界对改革与反腐怀疑和误判的产生有同样的逻辑，都有其土壤和条件。中共执政团队或许陷入了“三年之痒”。
反腐进新阶段 遭民间误判？
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反腐党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程序，决策者、推动者、操作者都在中共中央，其直接动力也只有这一个源头。这有可能导致两个负面效果：其一，动力不足，受到中下层抵制而使其效果有所折扣；其二，外界无法确知，更无法直接参与，因此会与执政者脱节，产生怀疑和误判实难避免。而且，这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由于最高执政者对民意比中下层更为在意和敏感，后者也会对其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讲大道理、“大逻辑”的话，反腐肯定是正确的，即使是在实践层面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或许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但是其长远规划应当坚持推进。而由此造成了一些负面反应也实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习近平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说，“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习近平所指出的“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20余年。由此导致的恶性因素的滋生、成长和蔓延，以及所形成的惯性发展，不是短短3年时间里就能够完全改变和扭转的。对其分析和评论应当以更宏观长远视野为基础。
观察者还需注意一个问题：中国民间社会对执政者和其反腐改革做法的真实态度和评价究竟是如何。确实，十八大后，中国媒体舆论领域被整顿，批评反对者声源和音量都有所下降。而这种结果的产生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中国反腐改革工作正在迅速进行。这种变化也大体符合其整体预期，尽管在一些细节上仍有争执。
不久前发生的“帝吧远征”事件，是中国民间所谓“自干五”崛起的一个例证。在事件发展因果过程中，传达出明确的参与者理解支持中国执政党中共的信息。不应仅仅将其局限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解上。另外，舆论场中始终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主要原因也在于对执政者表现的认可。毕竟，普通民众去批评的动力总是强于去赞美。在此背景下，如果腐败一方占据上风，才是这一沉默的大多数强烈发声的时候。
中共高居庙堂 “朝野”分歧难免
需要承认，政治是一种比较高深复杂的事项，牵扯太多利益，很容易受到主观的、意外的、片面的影响，甚至被“绑架”。国家越大，越是如此。而作为不可替代的唯一执政党，中共与西方民主制下的政党相比，拥有更多的之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独立性。这样有助于做出超脱各方面利益牵扯和现实羁绊的，注目于宏观和长远的战略决策，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持续。这是中国政治形态的一个优势，在过去30年里为其创造了国家急剧崛起的巨大红利。
但这种形态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执政团队与普通大众的相对疏离。对执政者中共来说，能够跳出历史现实局限，进行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可能脱离国家实际，做出影响深远的错误决策。因此，“大功”或是“大过”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趋向，是其重要特征。对中共之外的民众来说，当中共执善政时，很难获得民间支持力量的直接的传递和表达；当其执恶政时，也很难受到外界的有效制约。
因此，保持中共与外界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设置被评为“政治花瓶”的政协系统，抛开中共发动群众搞“文革”；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习近平重新加强群众路线和统战工作，都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来理解。
具体到当下的反腐改革，中共改变体制之外容易，改变自身难。官场人员不仅生活工作习惯需要改变，其思想和心理也需发生改变。而民意对腐败的高压和对反腐的支持所形成的社会氛围，能够对后者产生很大影响。执政者应该更多地放开这种支持声音表达渠道和平台的管理尺度，参与和引导客观舆论走向。事实上，这也是中共相关部门正在做的事情。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