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中国舆论场中目前尚未形成有声势的“文革”反思。加之近一段时间里，经常“放炮”的任志强遭“炮轰”、中共加强媒体政治属性的新一轮整顿行动，以及民间舆论场呈现出肃杀冷清的景象，一些经历过毛泽东晚年历史的观察者将包括这些迹象在内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表达了对“文革”、“左”倾错误卷土重来的担忧。
50年前的1966年与今日中国已是天壤之别，文革重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文革作为一种极端形式所代表的一定程度的“左”倾趋势似乎确实有所显现。在中国政治已经高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是轻微的“调头”或许也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对中国政治全局的实质性影响就是一例。
不过，对于文革亲历者们所担忧的“左”的概念可能会呈现出与毛泽东时代迥异的表现形式。或许，即使局中之人也对中国领导人的认识、对当下政治时局的走向没有完全的把握。那么这些担忧就可能是一种“杞人忧天”。当然，这种担忧作为一种局外人的善意警告和劝戒，乃至是一种对垄断话语权的执政者的反对立场的表达，也是非常必要的。
十字路口回看毛邓之争 中共十八大前后是中国和中共所处的一个转折性路口，对于之后中国政治的观察理解，需要放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习近平一届政治局委员们横跨毛邓两个时代的人生经历，让执政者具有了将其比较借鉴的可能性。虽然他们的早年经历处于毛泽东犯下很多严重错误的晚年，却似乎并未因之受到过多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是能够在比较反思的时候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影响。
毛泽东晚年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这种差异的一个集中体现在于，前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自此之后，中共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称之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则在于会议一致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别是毛邓两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工作内容。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质”与“意识”，或者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分法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是聚焦于“物质”与“社会存在”的层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则是“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层面。
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并且是后者的基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与之同理。但毛泽东在意识层面空转十年之久，不仅迟滞了物质建设，而且其“阶级斗争”对物质和意识同时造成了重创。“阶级斗争”以防止历史倒退、实现共产主义为名，同时也夹带着毛泽东的个人利益动机。极端化的阶级斗争显然是一种灾难性的误导，虽然也有追求平等的意义。从某种视角来看，这属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重构的内容，尽管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就此来说，毛泽东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而邓小平超脱意识形态的“以建设为中心”则可谓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邓小平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路线，重新把国家安置到正确和正常的轨道上，也就是经济建设所代表的物质发展。
以“左”正“右” 毛泽东成归宿？
而上文之所以说中共十八大前后所面临的转折性路口，就是因为当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遇到了重大问题，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变调整。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动力不足，而且积累了很多弊病，新的模式尚未形成，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建设严重滞后。
或许在新一届执政者看来，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代施政都应被反思，对于忽视党建造成对官员“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对于高层“民主”过头缺乏集中统一和核心造成“九龙治水”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被改变的方面。在这一执政预设下，则就剩如何改变，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如果将之视为“右”的错误，似乎就只有用“左”的方法。
遗憾的是，在加强党建，纠偏经济发展问题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看起来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是唯一选项，而且行之十分有效。附带在毛泽东身上的一些负面因素也随之大张旗鼓地卷土重来，尽管这可能并非中共高层集体的意愿。
这里其实暗藏着一些问题：是不是除了毛泽东的方式就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供借鉴，而只能在所谓的“左”与“右”之间徘徊？美国西方文明成果对中国而言一定是洪水猛兽？能否在取经毛泽东的同时对其危险的错误进行明辨和剥离？能不能在修正邓小平时代发展问题的同时有效地防止毛泽东错误的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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