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长吴建民18日在武汉遇车祸丧生，终年77岁。他骤然去世，引发大陆外交界、学界、媒体和海外许多怀念他的评论，推崇他是中国外交话语中的珍稀声音。但同时，大陆也出现幸灾乐祸或辱骂声，甚至指吴是汉奸。此际中国鸽派、鹰派拉锯，为何鸽派成为耻辱象征，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都有人恶评是当今乱象的罪魁祸首，很不寻常。
中国当前的主流氛围是大国崛起、意气风发，鹰派声音自然占上风。习近平主政下，强势对外作为，包括“一带一路”、创设“亚投行”；在南海伸张主权，与美国对呛，尤其国际法庭即将对南海主权争议判决前夕，舆论场战鼓隆隆，强硬派声音高涨。吴建民意外身亡，就像胡耀邦当年逝世引发民间改革声浪，鸽派似也借机抒发被压抑的声音。
吴建民为毛泽东、周恩来等担任过法语翻译，是专业外交官。中国近年争夺外交和国际话语权，吴建民也不例外。他不譁众取宠，而是平实沉稳，曾为中国人权等问题力辩，也常敢顶风说出与权力当道者认知和路线有出入的话，颇具勇气。有人归纳他一些谈话，平实中带着深邃道理，譬如：外交的软和硬都不是目的，能建构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才是目的。中美关系有很多矛盾，习主席和欧巴马达成新型大国关系不容易，为什么大家感觉硬和凶就是好，讲道理就是软。软实力的根本，就是你要站得住脚，人家觉得你有道理，讲不出道理，光是凶，你越凶，人家就越防你。处理小国关系也要考虑对方利益，中国历史上是大国，容易犯大国主义情绪。过去中国在舞台边缘，现在基本到舞台中心了，就要考虑世界利益，这是责任。
对南海问题，吴建民主张从大外交全局处理，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法，不能靠武力解决。如果靠武力，中国就麻烦了。外交必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如今在全世界膨胀，“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狭隘民族主义则反对开放”。今天的中国远不是1894年的中国，看不到有人敢打中国；14亿人的国家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小国对大国担心忧虑甚至恐惧，中国人如果鲁莽、很凶，人家会觉得这个国家太可怕。
这些主张都沿着邓小平“韬光养晦、不争霸”延伸，却被强硬民族主义者嘲弄是“鸽派”。吴因此与解放军少将罗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有过交锋，他指责环时的尖锐报导绑架了中国与日本的外交；罗援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错误，谁高举战争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吴对被讥为鸽派非常愤怒，因为鸽派也被扭曲为投降主义、汉奸行径。
吴建民的观点，80和90年代曾是主流。习近平主政后，主张中国发挥更强有力、更独立角色，不受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束缚。有分析认为，吴建民逝世巧合标志邓小平韬光养晦路线淡出或结束。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就认为，韬光养晦没有错，欧巴马执政后，美国也在韬光养晦。中美这种对比启人深思。
吴建民之逝引发争论，也显示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国家前途和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感，随着国力“坐二望一”，民众反而越来越徬徨忧惧，左右路线无时无刻不借事件争论拉锯，这种反思有其积极正面作用。但不可否认，部分中国人太急躁，中国梦、强势民族主义，急于将中国推向世界中心，超越或取代美国，自以为是、浮躁盲目、仇外排外、民粹盛行等，以致出现“恶性民族主义”说法。
老外交官观察国际事务经验，难免格局眼光较高，较内敛、柔和与理性，与老子的“以柔克刚”、美国学者奈伊的“软实力”有雷同处，却被躁进的民族主义者视为卑躬曲膝和耻辱，官媒自然须负部分责任。一些体制内人士担心，民族主义和民粹盛行，外国对中国态度转趋强硬，可能限制今后中国改变外交策略的能力，其影响就不妙。
这些讨论并无绝对的对或错，至少呈现：一，中国也需要多元声音，不能一言堂，胡锡进和“解放军报”都承认这一点。二，鹰派主张符合“政治正确”，宁左勿右，风险较低，但没必要将不同主张贬低为汉奸，何况鹰派的得失从南海纷争中可慢慢检验其功过。三，中国“和平崛起”就是鸽派主张，对外谦抑不等于软弱媚外，中国须更讲道理，才能避免习近平说的“犯颠覆性错误”，最终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四，韬光养晦可调整，但应避免想以战争解决问题。中国没这个本钱，太鹰派的爱国主义终将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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