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网8月30日报道，曾以中医诊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中国，因每年人均8瓶的输液体量被外界称为“输液大国”。2016年，随着江苏官方在部分医院叫停门诊输液医学行为，山西长治等多地也纷纷跟进，“小感冒大输液”的畸形医疗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据中国网报道，静脉输液是国际公认最危险的给药方式，“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世卫组织确定的合理用药原则。但在许多国人心里，输液却成了“最简单快捷”的治疗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输液量超百亿瓶，每年约20万人死于输液不良反应。国际上平均每人输液2.5-3.3瓶/年，我国则是8瓶。
长期以来，抗生素的滥用、静脉输液泛滥等过度医疗行为在中国饱受诟病，此间，中国官方一直致力于遏制上述不合理的医疗行为，改变民众就医习惯，回归医疗普惠公益性质。
距离中国内陆城市山西长治卫生部门“取消门诊输液”通知近一个月。近日，记者走访该市主要的官办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长治市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等多家医院发现，专用于接收门诊输液患者的大厅内，陈列柜空置，房门紧锁。长治市人民医院护士长芦飞告诉记者，每到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这里20个座位“被挤得满满的”。
生活在山西农村的吕金梅有一个习惯，每年开春或秋冬之交，不论有没有生病，都要去当地村卫生所进行静脉输液，“第一天是消炎液体，第二天和第三天输脂肪乳(能量补充药)”，她听许多人说，这样能保证一年四季不生病。
静脉输液这一被国际认为最危险的用药方式却在中国广大农村流行。与吕金梅一样，许多人迷信输液能让病痛快速消除，还有防病功效。一项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到3.3瓶的水平。中国首家以省级卫生部门名义叫停门诊输液的江苏，其南京三甲综合性医院年门诊输液量基本都在20万人次以上，占就诊量的百分之十。
静脉输液在医学上属于侵入性操作范畴，相当于一次小手术，所以门诊不提供输液被认为是国际医务惯例。“注射液中的不溶性微粒进入血液循环，极易出现静脉炎症等不良反应，尤其是伴随输液产生的抗菌药物滥用，将最终导致无药可用。”山西省长治市医政科科长王玉华坦言，一般来说，输液是仅对急救、重症患不能进食患者使用的“最后给药方式”。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晏英认为，输液医学行为在民间“盛行”是被“引导”的结果，“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医院长期‘以药养医’，依靠‘多开药、多检查、大处方’来追求经收入。”晏英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治疗效果相当的情况下，一盒口服左氧氟沙星药片(消炎药的一种)，价格是12元人民币，可服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花费就是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近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医疗体制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减少医院对药品收入的依赖，并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体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价值。取消门诊输液医学行为，亦被业界认为是上述医改行为的延伸。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7月1日起，江苏省除儿童医院外，460多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叫停门诊输液的省份。7月下旬，山西省长治市卫生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从2016年8月1日起在该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10月1日起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液(儿童医院和儿科除外)。
2016年以来，国家层面虽未作统一规定，多地官方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逐步明确限制门诊输液的政策。根据媒体报道，4月7日起，福建三明市全面停止患者门诊静脉输液(儿科除外)；5月1日起云南个旧市人民医院除急诊科、儿科外，叫停静脉输注抗菌药物；6月1日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停止门诊输液：6月2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全面停止成人门诊输液(儿科和肿瘤门诊化疗等特殊输液除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所有门诊输液室已取消，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已取消门诊输液室，留存了一部分急诊输液室用于突发或夜间需要打“点滴”的患者。
然而，许多取消门诊输液的医院遭遇民众多年形成的就医观念的挑战。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苏卉告诉记者，根据相关规定，经医生判断的确需输液的患者，依据其病情缓急转至基层医疗机构、门诊，或办理住院，“不需要输液的，我们会尽力解释，大多数还是接受的。”
“想要彻底杜绝不必要的门诊输液行为，需要从医疗制度改革的大视野来考虑。”晏英建议，政府的医疗保险要从之前的“成本补偿”角色回归到具有独立谈判功能的支付方，“如果医生乱开药，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报销，甚至被吊销行医执照；同时给予其相应的护理、管理等货币价值体现；另外，还要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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