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是普通职业，而具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法律本身的神圣性赋予的。法官的职责就一个，即守护神圣的法律。必须敬畏法律的神圣性、法官职业的神圣性，并勇于扞卫，才有资格做法官。遑论最高法院院长，遑论首席大法官。

　　这正是我们敦促周强院长辞职的理由。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恰恰南辕北辙。

　　这集中体现于他在1月14日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是以反“西方司法独立”为由，对司法独立亮剑。

　　司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在人类多元文明深度融合的今天，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经为全人类所接受，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并因此写进了各种国际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等。中国政府也早已经签署了这些公约。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经解决的问题，本来不应该有争议。

　　但是，周强1月14日讲话，公然以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身份挑战共识，要动员整个法院系统，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搞成了问题，造成舆情的大震荡，意识形态上的大混乱。这显然不是职业法官所应为。联系到仅仅五个月之前，周强还在强调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皆不得干预司法，即强调司法独立，更显出其反覆无常的投机本色。

　　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法治文明的核心是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法治就是泡影。而司法独立在中国正遭遇来自权贵集团的顽强抵抗。权贵集团的惯用手法，就是给司法独立贴上“西方”标签，借此把司法独立污名化，即借反对“西方司法独立”之名，来反对司法独立本身。周强1月14日讲话是对它们最好的呼应，证明了周强的个人选择，即在法治文明和反法治文明的激烈博弈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法治文明的一边。

　　由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它会让公众丧失信心。而信心比黄金宝贵。如果公众因为丧失信心而丧失推进法治的磅礴动力，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足以制约极其强大的反法治力量？法治文明在中国的进程，还能有什么希望？

　　为了给公众以信心，为了给法治以希望，为了中国法律人的体面，我们谨以公民身份，敦请周强院长自动引咎辞职。如果周院长拒绝接受此请求，我们将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请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63条第4款行使职权，罢免这个破坏法治常识的最高法院院长。

　　知识界部分公民（按姓氏排名）：

　　崔卫平，北京，学者

　　郭道晖，北京，学者

　　郝建，北京，学者

　　栗宪霆，北京，艺术家

　　茅于轼，北京，学者

　　荣剑，北京，学者

　　苏小玲，北京，作家

　　吴伟，北京，学者

　　笑蜀，武汉，独立评论人

　　张千帆，北京，学者

　　张献民，北京，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