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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宜兴——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沈颖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感到失望。她在长江三角洲的这个小城市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在新兴的中产阶级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她在一条商业街上经营一家便利店。不过,繁荣感觉上很空虚。
“你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诚实行为感到失望,”她说。
五年前,一个名叫佛光山的台湾佛教组织开始在她的城市宜兴郊区修建寺庙。她开始参加它的集会,学习它的教义,那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她和丈夫开始过上更简朴的生活。他们放弃了奢侈品,捐款资助贫困的孩子。去年寺庙开放前,她放弃了便利店的生意,在寺庙附近经营一间茶铺,承诺把收益用于慈善。
在中国各地,有成百上千万沈颖这样的人开始加入佛光山这样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填补道德真空,在他们看来,出现这个真空的原因是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对传统价值观的攻击,以及中国对残酷资本主义形式的接受。
很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国家——让它更具同情心,更文明,更公正。但是,与遭到共产党压迫的政治异见人士或其他活动人士不同,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虔诚以及与政府合作而非对抗来改变中国社会。大部分时候,当局不干涉他们。
佛光山可能是其中最成功的组织。自从十多年前来到中国之后,它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文化中心和图书馆,通过国家控制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成百上千万册自己的书籍。虽然政府加紧了对其他大部分外国宗教组织的控制,但佛光山兴盛了起来,并传播了一个重要信息——个人善行能够重塑中国。
不过,它是通过妥协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对自己无法控制的灵修活动十分警惕,禁止将宗教和政治扯到一起,法轮功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佛光山淡化自己改变社会的理念,甚至淡化自己的宗教内容,把重点放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上。
这种方式为它赢得了政府高层的支持,习近平主席就是其中一位支持者。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它还能改变中国吗?
避谈政治
佛光山是由中国现代著名宗教人物星云大师领导的。去年年底,我在宜兴那间寺庙的一个明亮的房间里与他会面,房间里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以及他在北京与接见他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合影。他穿着淡褐色僧袍,浓密的眉毛和有些顽皮的薄嘴唇,在剃去了头发的头上显得很突出。
89岁高龄的他几乎完全失明,一名尼姑必须经常重复我的问题,他才能听见。但他思维敏捷,巧妙地回避了可能引起中国当局反感的问题。当我问他希望通过传播佛教实现什么目的时——他竖起了眉毛,做出一副逗趣的样子。
“我并不想弘扬佛法!”他说。“我只是宣扬中华文化,净化人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谁当家做主,我们就拥护谁。佛教不参与政治。”
不过,星云大师的大部分人生不是这样的。1927年,他在中国东部城市扬州郊外出生。他的父亲在日本侵华期间失踪。10岁时,他和母亲在寻找父亲途中经过一间寺庙,他在那里出了家。
在那里,他深受人间佛教理念的影响,人间佛教旨在通过精神重生拯救中国。它认为,宗教应该重点关注今生,而非来世。它还鼓励僧侣关注民生疾苦,敦促信众通过公正和同情心帮助改变社会。
为了躲避共产主义革命,星云大师前往台湾,并将这种教义带到了那里,于1967年在高雄南部的港口创立了佛光山。通过更新过时的形象和采用大众市场策略,他试图让佛教变得令普通人更容易接受。他在体育馆里举办的那些讲座更像是受到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影响,而非只手之声的感悟。他建造了一座主题公园,里面有多媒体演出,还有展示着佛教圣徒模型的老虎机。
这种策略在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台湾与今日的中国十分相像:一个处在工业化之中的社会,担心在急着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丢掉传统的价值观。佛光山变成了支持宗教生活的一种受欢迎的方式。许多学者表示,它对推动这个自治岛屿进化成有活力的民主政体也起到了作用,因为它促进了一种致力于平等、礼貌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文化。
佛光山迅速扩大,先后花费10亿多美元建造和创立了多所大学、社区学院、幼儿园、一家出版机构、一份日报和一座电视台。如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50个国家里,它拥有1000多名僧尼和100多万名信众。
政府支持
但该团体拒绝透露它在中国大约有多少信众,在那里,政府一开始对它持怀疑态度。1989年,一名从64事件中逃离的官员曾在该团体位于洛杉矶的寺庙里避难。之后中国进行了报复,禁止星云大师去大陆。
不过,在十多年之后,北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星云大师。和他这一代出生在大陆的许多台湾人一样,星云大师也支持中国与台湾统一——这件事在中共领导层眼中是重中之重。
2003年,他们允许他访问了自己的故乡扬州。他承诺在那里修建一座图书馆,几年后的确建起了一座占地100英亩(约合607亩)的设施,里面保存了近200万本书籍,其中包括10万册佛经,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佛经收藏之一。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政府对佛光山的支持有所增加。习近平开启了一场宣传中国传统信仰、尤其是佛教的运动,这是他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自2012年以来,他与星云大师见过四次,还在其中一次会面时对他讲,“大师送我的书,我全都读完了。”
尽管习近平的政府加强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控制,但它允许佛光山在四个城市设立文化中心,其中包括北京和上海。该团体的学员包括政府官员,他们和僧尼一样身着灰色衣服生活数天,诵经和学习星云大师的哲学。
但是在台湾,佛光山在出现危机事件时会举办特殊的法会,并鼓励信众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在中国会避开政治,不会提到公民行动主义,也从来不批评共产党。
“我们把宗教放在次要的位置,但我们会把佛教的观念引入社会,”管理着扬州那座图书馆的妙圆法师说。她把该团体的工作描述为“文化交流”。
“大陆是延续古代帝王的思想,必须牢牢被他控制你才可以活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究佛教的教授江灿腾(Chiang Tsan-teng)说。“在大陆就是老板不能佛光山自己当。”
这限制了它的影响力,但考虑到一党执政的现实,许多中国人对此表示理解。
“当然你不能推行社会服务,形成团队,””同时也是佛教徒的知名异见人士胡佳说。“共产党不可能让你发挥的,所以佛光山要做出妥协。但它还是在弘扬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