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二连三“村霸”落网的消息，一方面大快人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央查处村霸的举措，正初见成效。
定调 2015年6月，习近平来到贵州，首站遵义，在调研考察农村问题时，针对基层腐败频发、发展压力大的农村指出，“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层建设及后来的查处村霸行动定下了总基调。
《人民日报》随即刊文表示，“基层贪腐、村匪村霸，农村这些问题中央看到了”，揭露了农村“村霸”盛行的严峻现状。据当时的报道，2014-2015年，31个省级纪检监察部门网站上发布了涉及近400名“村官”违法违纪案件，甚至有个别村两委干部全军覆没！在部分农村地区贪腐歪风盛行的背后，则是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民众对此深恶痛绝。
2017年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1月19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民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意见内容进行解读。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表示，要坚决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排除在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之外。
特征
最高检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曾对半月谈网表示，“村霸”在实际侦办过程中，可从其行为表现特征来界定。一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二是无事生非、聚众闹事，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的；三是倚强凌弱、强拿强要、欺行霸市或结伙哄抢的；四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五是依仗其家族、亲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选举的；六是诬告陷害，利用矛盾纠纷煽动群众，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七是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等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一般均可归属于“村霸”范畴。
那么，“村霸”是如何产生的呢？据中国网报道，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村霸手中有权，村民不敢维权。村干部通过操纵选举登上“舞台”，手中掌握着村民的生杀大权，于是胡作非为。而村民又因维权意识不强，或者怕被打击报复不敢维权，只能忍气吞声，久而久之，村霸便横行乡里。
二是村霸背后有人“撑腰”。“村霸”或多或少与权力部门有着勾连，也正因为有着权力部门作为“保护伞”，村霸才会无法无天、有恃无恐。
三是基层法治不健全，村霸钻法律漏洞。由于村霸的存在，法律在农村容易遇到“中梗阻”，加之农村本来就是熟人社会，法律不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因此很难站住脚跟，这就让村霸有了钻法律漏洞的机会。
变化
铲除“村霸”，减少了群众生活的一大威胁，更重要的是，正了乡村的风气。从近来落网的“村霸”看，这些乡村出现了积极变化。
据新华网报道，2017年9月，江苏省东海县罗庄村一村霸高茂义正式接受组织审查。高茂义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利用手中职务之便，和“圈中人”一起，在村里申办的扶贫、造房项目和村支部换届选举中，不断啃食村民切身利益。高茂义被查处后，村里人心齐了，干劲也足了。现在，该村以“党员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为原则，及时公开公示村里的财务、扶贫惠民政策、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7年，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墨盘乡河沿村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侯云栋被查，随后被开除党籍，并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两个月。侯云栋在该村的做法符合“村霸”的特征，多次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破坏干扰村委会选举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村集体山林承包款120多万元。村里的老百姓说：“能‘拿下’侯云栋，我们村的天也亮了。”
据新华网报道，2018年1月，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一村霸李某经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在村中，李某多次以自己住房倒塌、无生活来源为由，多次找镇政府解决，找政府协调无果后，李某便砸毁村中商店，殴打店主，并抢掠店内物品。这起“村霸”性质刑事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归案，保证了刑事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扫黑除恶工作的新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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