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联航上救空姐”中国医生惹麻烦

最近，一名陈姓女医生在高铁上救治病人，被要求出示医师资格证的事件刷爆朋友圈。针对此事，留言评论群情激昂、愤懑声讨，为医者更是茫茫然不知以后自己要不要在公共场所继续救死扶伤。

陈医生高铁救人的这起风波，让王雪芬回忆起几年前在美联航上抢救一位空姐的经历，“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王雪芬把她的经历写了下来：

突发状况

那是2014年的6月5日中午时分，从芝加哥飞往上海的航班已经飞行了一大半航程，到了供应午餐时，飞机上响起广播，patient（病人）、dyspnea（呼吸困难）、doctor（医生），仅仅这几个单词就让我从立即座位上站了起来，完全出于医生本能，几乎不需经过大脑思考。其实，飞机上还有很多中国医生，都是参加美国肿瘤年会后回国的，也许正是因为大部分是肿瘤科医生，所以当时放眼望去，站起来的就只有我一人。

我几步飞奔到机尾，看见病人——是一位“空姐”，或者称为“空奶”更为合适。她半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呼吸急促，嘴角有少许泡沫，一只手扶着氧气面罩，一只手撑在地上，神志清楚，能够对答。在她身边还有两位似乎更老的“空奶”，正帮忙用枕头把病人垫得舒适些。她俩知道我是医生后，其中一位白发“空奶”告知：病人60岁，吸烟，有慢阻肺病史，平时用symbicort（信必可），在我赶来前，她已经给病人吸了几次。

我在急救箱里拿出听诊器，蹲下来仔细听诊：没有听到干湿性啰音，没有哮鸣音，呼吸音对称；心跳比较快，节律规则。这时，我脑子里飞快地转，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了？

转身再看急救箱里的药物，看到了氢化可的松（hydrocortisone ）200mg，于是建议注射这个药物。也不知什么时候，白发奶奶用机载电话与地面联系，说了很多，语速飞快，我全然听不明白，但就使用氢化可的松一事请示了地面后，说用100mg，也就是半支（我是建议用一支的），我表示OK。但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其实不会打针，这时只能想象自己是全能的了。

医生，飞机是否要紧急迫降

第二个问题是机组人员询问我：“医生，飞机要不要紧急迫降？”

哇，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飞机到了哪个地方，也不知道会迫降到哪里，更不知道迫降与不迫降会相差多少时间，只有一点很明白，那就是这个病人必须尽可能快地落地接受治疗。

我考虑病人很可能是得了“肺栓塞”——相对老年，刚起床换班，突发起病，呼吸困难，两肺呼吸音干净——而这时病人的病情确实也更加严重了，呼吸困难没有缓解，人也由坐位转成平卧，呼之不应。

我回答说：YES！既然有肺栓塞可能，万米高空，不会有更多的检查手段，那就溶栓或者抗凝治疗吧。然而，急救箱里并没有此类药物。眼见病人的呼吸逐渐减慢，于是，呼叫了更多的医生前来帮忙，很快，气管插管、皮囊人工呼吸、胸外按摩，按部就班，轮番上阵。我则坐回自己的座位，呕吐了起来（本来就有晕动症，机尾比较摇晃，又一直站着）……如此又抢救了1个多小时，飞机迫降在首尔机场。当机场的工作人员拿着软担架来抬病人时，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颜面部也呈现出紫灰色。

我们的航班继续飞行，从首尔到上海。这段时间我做的事就是按要求填表格（我是唯一填表的人）：姓名、性别、职业、单位、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航班号、座位号（有没有填护照号倒真的是不记得了），还有事情的经过，用过的药物，抢救的过程等等，最后签上名字、时间。当我填完这些，没有别的想法，只觉得是流程所需。我还以为他们会通过邮件把病人的后续情况反馈给我，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依然盼望着能有好消息传来。但是，没有反馈，我很失望。

与高铁事件不同的是，那天下飞机前，我收到了“大惊喜”，几乎所有的空乘人员都到我的位置上或拥抱或握手，真诚地对我说：Thank you,very much!

“经历过这次在飞机上救治空姐，再看到陈医生高铁上救人的经历，其实我对高铁工作人员的做法没有大多数舆论中那样愤慨。”王雪芬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比如拍照片、录像、要求出示医师执照等，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在单位培训时候的要求。”在王雪芬看来，每个行业在面对不同情况时都有相应流程，“比如美联航的工作人员让我填写的表格，就是事先准备好的，他们也记下了我的航班号、座位号，都是工作需要。”

只不过高铁工作人员在具体处理时，确实存在方法不当的情况，而这也是需要工作人员改进的，“比如医生很少有人随身携带医师执照，但高铁工作人员没有变通，救人之后也没有感谢等等，出发点也许不坏，就是做事方式还有问题。”

来源：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记者 张苗 通讯员 王蕊 胡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