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与折腾：改地名背后的习时代治理模式

　　从西北陕西到东南海南，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重” 等不规范地名，但整改对象显然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名。

　　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改地名历史规律来看，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在前年的中共十九大和去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被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其全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然是“新”时代当然就要来点新东西，改名就是捷径。古时王莽建立新朝，于是改掉官名和地名；俄罗斯十月革命所谓“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也是大改其名；文革所谓“史无前例”也掀起改名之风。

　　胡平说，新政权标榜一个“新”字，免不了要推陈出新、破旧立新，这样才有新面貌。而最简单的、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改地名，新意每个人马上就能感受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改名现象并不奇怪。只是习近平的新时代遇到了麻烦，他既然不敢全面否认邓、江、胡和毛时代，所以便“新”得有限。他改的都是江、胡时代的名称，这样一来，其政治意义就大打折扣，也意味着阻力更大。如果改掉旧社会的名字，旧社会的旧政权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会轻而易举。但是，现在他要改变的是自己无法切割的时代，所以不会顺利。

　　胡平说，美国很多地名来自欧洲和英国，很多移民使用自己家乡的名字，比方说新约克，新泽西，新伦敦，有的连新字都不加而直接用上，没有人大惊小怪。

　　洛杉矶的中国城早期很多街道名称甚至是中文，也没有美国人认为不妥。后来因为消防队员不认中国字不方便作业，所以才改成英文。

　　同样，取洋名在中国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只有习近平认为是严重问题所以才成为严重问题。如果中国人从来都认为洋名是个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多洋名出现呢？可见多数人比较喜欢，有人无所谓，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无人上纲上线，也没有强大的民间抗议声音来发起运动要求整治。

　　胡平说，前些年，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极快，中国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也是雨后春笋，像央视的大裤衩等就是例子。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建筑的试验场。很多人对这些建筑有不同看法，大裤衩就被很多人嘲笑。据说习近平对这些建筑也很不满，只是不能轻易拆毁，只好下令说以后别弄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了。

　　而名字他觉得好改所以要求改回去，而实际并非如此。而且中国民众也不认为这是大问题。毛时代人民饱受压抑，所以开放之后有强烈好奇心要学习外国和模仿外国，取些洋名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的人名也相同，可以从人名看出时代。

　　总之，在这些不敏感领域中，人们的创造性和模仿欲望显得特别强烈。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看不惯才成为他眼中的大问题。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觉得改地名的做法就是一个拍脑门儿的决定。现在，大家都在问改名的来源在哪里？为什么改地名？最近一次是民政部、公安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文，称存在地名的大、洋、怪、重。

　　其来源比较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之后。2016年3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小组称要清理那些地名。此事看来已经酝酿很久，终于动手了。不过，它带来的混乱非同一般。

　　可能所有小区、胡同要改，还有物业、房管，是否户口本、身份证都改？这牵动社会资源的成本巨大。可能下令的人没想到这个，只是觉得崇洋媚外的倾向要整治，要用党文化或者所谓的传统文化重新占领阵地。真要实行起来，尤其地名是由民政部地名司专门管，改起来非同小可，绝不是领导人拍个脑门儿就可以全面铺开的。

　　其荒诞不在于六部委发文，而是此后各地方立刻形成改地名运动，都把鸡毛当令箭投入，还有地方利益也被纳入其中。可能各种牌子都要重做，像公交车站牌子，建筑物标牌和地址牌，加上那些证件。这是一大笔投入，对地方来说是要钱要拨款的理由。此事从下令到执行一下子就会走向荒诞。这也是中共政权的特色，其多层化、官僚化和细分工，一旦有利的指令下来就会分解执行直到变成荒诞事件。

　　章立凡说，中国的确存在本来好经给念歪的现象，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就让中共念歪了，确切说是被毛念歪了。他只是强化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现在在西方也存在，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后续。中共和苏共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念歪掉。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晚年都放弃原来的一些学说，自己都在变。而毛抓住其中一点就不放了，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解读，把经念得乱七八糟。话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大行其道，算不算崇洋媚外？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是不是洋名，是不是也要改？

　　所以我认为，真要改掉洋名的话要从中共开始，把党文化中的崇洋媚外名字改掉是否更好，是否可以带个好头？北京拆除建筑物标牌“露出天际线”，最后就是弄得面目全非，人们连路都不认识了。改地名的荒诞程度与以往的作风、做法异曲同工。

　　章立凡说，本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引起的反弹非常快。以往是知识分子对驱赶低端提了抗议，商家对天际线提了抗议，但是作出反应的过程更长。本次是体制内或者海外党媒首先开炮，速度高、力度大；而且，现在人们可以在官媒和社交媒体公开谈论改地名，没有障碍，说明惹起了公愤。因为这样的胡搞体制内人也受不了，瞎折腾让人苦不堪言。

　　正是因为我过去说过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手上，所以一人要承担所有责任，就是所谓的“裤子上沾黄泥”，有理也说不清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找领导人负责。这样的反弹包含社会情绪，就是人们认为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于是用高级黑、低级红的手法把反弹掀起来了。

　　为什么体制内一窝蜂开始改地名呢？除了利益驱动外是否也有高级黑成份在呢？就是故意把此事推到极致，让荒诞不言自明，直至遭人唾弃。是否恨不得让你赶紧走人？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