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动荡正在撕裂香港社会

　　香港——随着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将香港变成示威者与警察的战场，没有几户人家比名叫桑妮(Sunny)的年轻女性对这种两极分化的影响有更深的感受了。

　　26岁的桑妮是一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谴责她眼中中央政府的高压政策。她的丈夫是一名普通警官，为应对妻子支持的示威活动，每天上12个小时的夜班。

　　他们目睹了街头不断加深的裂痕，这种裂痕已成为争夺香港灵魂的标志。这场斗争现在正在他们家以及类似家庭挑起不和，甚至是在警队内部挑起不和。

　　“开始的时候，这与我们这些年里经常看到的抗议活动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桑妮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是现在，我们甚至不能谈论任何正常的日常生活。没人有这个耐心。”

　　香港抗议者桑妮。她的丈夫是一名警察。每天丈夫回家后，桑妮总是试图帮助他缓解来自一线工作的压力。“我们的对话并不总是和平的，”她说。

　　随着香港政府进一步施压、加大逮捕力度，抗议者与警方之间日益激烈的暴力冲突让街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双方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为警方采取的行动做辩护，称香港警队仍然是亚洲最专业的。“警务人员在面对这么艰难的时候，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他们都恪守岗位，”他说。

　　在公开声明中，官员们指责抗议者在网上或当面骚扰警察，有时还骚扰他们的家人。抗议者的做法激怒了许多警察，他们现在经常在街头受人批评，而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曾受到广泛的尊重。

　　桑妮与丈夫青梅竹马，五年前，他们结了婚。她要求不在报道中使用她的全名，以免遭到政府或其他官员的报复。

　　她还记得丈夫从警察学院毕业那天，他怎样流下了自豪的眼泪。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桑妮说。“但结果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工作了才几个月，他就意识到警队的等级制度太森严。”

　　每天丈夫回家后，桑妮总是试图帮助他缓解来自一线工作的压力。

　　“我们的对话并不总是和平的，”她说。

　　“我总是告诉他，‘生气是正常的，’”她补充说。“‘但不管你多么恼火，要用法律来惩罚他们。你的职责不是惩罚。你不必使用任何过度的武力，因为你不是一个施虐者。你是一名警官。’”

　　7月，香港中区的警察和抗议者。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裂痕只会越来越深。

　　桑妮的丈夫拒绝与记者见面，或给出自己的姓名，但他强调了政府的要求与抗议者的不满之间的鸿沟。

　　“这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在短信中说，并补充，警方除了逮捕那些违法者外，“别无选择”。

　　但他承认，当局可以改善对抗议活动的处理，并说他的妻子经常提醒他这一点。

　　“她让我守规矩，”他说。“她总是劝我考虑如何让警察重新获得市民的信任。”

　　通过他们的交谈，桑妮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大街上，警察是如何变成公众越来越讨厌的政府的替身的。“好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她说。

　　今年7月，她决定在Facebook上发起一个名叫“警员亲属连线”的群。它的使命是恢复公众对警察的信任。

　　“我们不是警队的成员，但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最近，他们可能更愿意听到我们的声音，”她说。“如果妻子们站出来，市民们将支持他们。”

　　前警察邱汶珊，周三摄于香港。她于今年7月辞职，并决定冒险公开批评警方。 

　　这个Facebook群的大多数成员都和她一样：他们在警队里有近亲，但仍支持抗议者。

　　其中一名成员叫菲利丝(Phillis)，今年42岁，是一名为小学生服务的社工，她与一名警官结婚已经21年了，他是她的初恋。随着她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她感到与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男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她在这个Facebook群最近的一次碰面会上提到丈夫时说。“我告诉他，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了，我要考虑离婚的问题。”

　　她说，为了避免在家里发生冲突，她不再看电视，并且只和女儿们在房子外面讨论政治问题，避开丈夫。

　　当警队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和公众批评时，在那些对自己的工作有冲突感的警员中，很少有人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

　　今年7月辞职前，36岁的邱汶珊曾在香港警队工作了11年，她决定主动站出来，冒下公开批评警队的风险。

　　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她被派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外监视在街道对面的维多利亚公园聚集的示威者。她对6月16日的游行记忆犹新，那天，抗议者从她身边经过时大声地叫她“黑警”。她同情他们的愤怒，从那一刻起，她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在这场冲突中站错了阵营。

　　上月，防暴警察在尖沙咀与抗议者对峙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官，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并不完全合法，”邱汶珊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我也很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牺牲他们的未来前景，甚至他们的生命。”

　　随着紧张局势在6月份升级，警察开始对抗议者使用武力，邱汶珊说，她的挫败感也越来越强。

　　“事情到了我不穿戴全套设备就不敢到下一个街区去开停车罚单的程度。这让我最终有了‘穿这套制服有什么意义’的想法。”

　　她说，她所表达的观点在警队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觉得政府好像是躲在了警队后面，”她说。“好多警察在下班脱下制服后，都是普通的香港市民。我们都是香港公民，但政府似乎并不在乎街上发生流血事件。”

　　7月10日，她决定，自己已经看够了。她把辞职信从门底下塞进了上司的房间。

　　辞职10天后，邱汶珊看到了一段现场直播：一群身穿白衬衫的暴徒在元朗火车站殴打抗议者，而警察——她以前的同事们——就站在一旁。

　　“那是我这辈子打的第一个报警电话，”她回忆说。“那个场面很恐怖，也非常令人失望。”

　　站在自己狭小的公寓里，邱汶珊拿出2008年宣誓加入警队时的证书。她说，在经历了今年夏天的事情后，手里拿着这张纸让她感到五味杂陈。

　　“那确实让我感到不安，”她说，她指的是警察对抗议者使用武力。“也许对他们来说，很难不服从命令；但他们可以选择采用不同的方法。”

　　邱汶珊说，她辞职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有几名警官找过她，询问要如何像她那样做。其中一名警官告诉她，他担心女儿的安全与幸福。另一名警官对她说，他的上司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要求他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

　　邱汶珊说，她现在想在今年11月竞选区议会席位。

　　“我决定，我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做我想做的事情，”她说。“这都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勤奋为人民服务、热爱人民的政府。人民就这么简单。他们不想出去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