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似乎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投资计划将其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脱钩，从而挽救了经济。如今，与美国的贸易战取得的进展，或者说让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重新结合，被视为找回增长势头的一个途径。
但是以这种方法思考就忽略了重点：经济放缓绝大部分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而贸易战仅仅是将其加剧。
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严重的。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6.5％，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有意决策的可预见结果，特别是那些偏向国有部门、以牺牲私营部门为代价的政策——尽管国有部门效率极低，而私营部门一直是中国的增长引擎。
这方面最惊人的证据，可见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月发布的报告，即近年来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下降，以及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上升。中国最大的银行是国有的，对政府指令亦步亦趋。2013年，非金融企业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而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余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分配失衡愈发严重：83％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营公司。（根据彼得森报告，2016年是可获得的官方数据的最后一年。）
此政策的官方理由是为了降低整个金融部门的风险。私营企业倾向于依靠风险更大、可疑的非正规融资来源。但是，这种做法部分是出于针对私营公司的现有政策和法律偏见的结果。在不改善对私营部门的待遇的情况下，简单地提高贷款标准会不可避免地挤压其获得信贷的渠道。
面对流动性的限制，私营部门的违约和破产激增。中国的银行系统是在交叉担保的基础上运作的，这意味着一宗破产可以波及整个联系网络。如果一家公司想要贷款，通常需要从另一家公司获得担保，因此任何一家难于偿还贷款的公司也会危及任何向其提供担保的公司。在2018年的165宗债券违约中，私营部门占了126个。
在2018年末，中国政府确实开始增加对私营部门的信贷流动，但与此同时，它施加了更多的控制。例如，创业枢纽城市杭州的市政当局在9月宣布，将向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内的大约100家私营公司派遣官员。该措施的公开理由是改善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的沟通，而这一目标通过放松管制和减少官僚主义更容易实现（就像杭州之前所做的那样）。
在这种背景下，旗舰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出现了大量变动。阿里巴巴的马云、互联网公司腾讯的马化腾和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李彦宏最近都放弃了部分高管职位。这不是孤立事件。据中国《南方都市报》报道，在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上市公司有1401名高管辞职。2015年至201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介于226至264之间。中国企业界出现了一些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在私营部门为经济带来良好发展的情况下限制它们。原因之一可能是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种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不仅高于美国，而且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许多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实际上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以任何方式继承而来，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他们的活动没有造成收入不平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指出，这种差距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经济放缓不一定是件坏事，至少其本身不是。它的后果可能是完全良性的。归根结底，和人民的福祉最为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包括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长的预期寿命——而不是它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中国更富裕了，即使经济增长率较低，也依然值得庆祝，而不是为之感到苦恼。
但如果经济放缓是糟糕政策的结果，那它就是个问题。大量的研究都表明，无论政府提供多少支持，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都低于私营企业。迄今为止，对国有部门加强财政援助并没有帮助提高其偿付能力：国有企业也出现了债券违约。
将资源投向国有而非私营部门是一种双重打击：它不仅没有提高（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绩效；还阻碍了（效率高得多的）私营企业的发展。这种分配不当会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而且规模很大——据官方媒体报道，2018年，私营部门贡献了50%的税收收入、60%的国内生产总值、80%的城市就业机会和90%的新增就业机会。
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似乎给中国造成了麻烦，本周达成的协议尽管畏首畏尾且只是权宜之计，仍是可喜的进展。但中国自身需要让经济回到正轨——它需要再次支持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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