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学家低头认罪，小红粉高歌猛进“追穷寇”

作为港府抗疫专家小组成员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及其徒弟，日前发表有关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的文章，直斥有指“病毒源自美国”是“自欺欺人”。二人在发表文章当晚深夜突然撤文并致歉。不过，大陆官媒和网民仍对他发动猛烈批评，甚至形容他“通敌卖国”。有学者担忧，香港已经失去学术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与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3月18日于《明报》联合发表文章《大流行缘起武汉 十七年教训尽忘》，对于有言论声称中共肺炎病毒源自美国，文章指是“自欺欺人”、“毫无实证”，又批评中国人没有吸取SARS疫症的教训，还在滥吃野味，警告SARS 3.0将会出现。但同一晚两人便撤回文章，并对引起的任何误会致歉。

袁国勇周三接受深圳卫视访问时，提到内地要承认在应对疫情上，开头有做得不好之处，不要回避现实。他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认为最重要是先面对真相，这也会令国家兴盛，做得更好。他认为国家要有谦卑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短板”（弱项）。报道又引述袁国勇说，“或许没有人比他更爱国”。

不过尽管撤回文章，袁国勇仍然遭到大陆官媒和网民猛烈批评，新浪微博上，“小粉红”们攻击他是“汉奸”、“黄尸曱由”甚至“通敌卖国”。官方喉舌《大公报》的评论则称袁的文章“让人看到试图左右逢源的所谓权威学者的真正水平”。

吕秉权：学者讲真话受压

外界普遍认为袁国勇是受到大陆当局的打压。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19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袁国勇及龙振邦的文章是讲真话，但引起了大陆的不满，必然会受到压力。他又观察到，近年学术界人士在涉及大陆议题上动辄得咎，因此多表现谨慎，尽量明哲保身，院校更加会非常审慎，犹如一场“平衡游戏”，“莫论是社会科学，如果有一些‘禁区’，党国的‘红线’越过，不符合主旋律，技巧不够，过界太多，其实是相当高风险。有时就敏感的中国研究，都会有所收手、避忌，令院校有时会担心与大陆的合作关系、拨款，会因而却步。”

香港大学教授进行基础研究，主要由香港研究资助局（RGC）的“优配研究基金”（GRF）资助，政府部门经常邀请不同背景及领域的专家作项目评审。关注高教界发展高教公民召集人黄伟国对自由亚洲指，该基金关系着大学教职员的升迁，一些从事大陆或香港研究的学者，可能受到亲北京人士的压力。

港府与亲北京力量妨害学术自由

“一些亲政府人士或亲北京人士，他给你研究计划低分数或零分，其实就算所有评审员对你研究有很高的评价，有可能因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有政治立场的评审给一个很差劣的分数，让你的研究不能够得到拨款”，黄伟国说。

学术界面临的另一种压力来自港府。反送中运动期间，不少院校的大专生都是前线抗争者，中文大学及理工大校园更成为警民冲突的“战场”。港府去年11月分别撤回理大扩建工程拨款、中大和港大兴建教学楼和提升医学设施的拨款申请，被质疑是企图报复大学和大学生。

因敢言或参与社运而遭秋后算帐的学者也不胜枚举。本身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就因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课堂讨论“占领运动”和邀请社民连梁国雄演讲而遭学生投诉，最终不获校方续约，去年8月31日离职。被判入狱的“占中九子”之一、浸大社工系讲师邵家臻，今年1月遭解除职务；港大亦被揭对占中发起人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展开革职讨论。

黄伟国直言，不认为今日的香港享有“学术自由”，“当然可以自由发表，如果你说了某些言论而被报复，失去一分工作，（被要求）不要说话的话，原来之后会遭受报复、处分，甚至遭受攻击，那很肯定学术自由或言论自由已经不存在。”

高教公民早前发表的2019香港学术自由报告显示，教授、教学及研究人员普遍对香港学术自由状况评价负面，67.9%受访者指香港的学术自由较一年前“大幅倒退”或“轻微倒退”；拨款机构、大学管理层及港府官员，被视为最影响学术自由的三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