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来稿：现代中国的若干问题

万维读者郑义来稿（原题：观察与思考 - 现代中国的若干问题）：

一 抗日战争和战後状态

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人和全国范围的执政者目前正在通过传媒大力宣传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和全国夺权战争中的功劳。这种宣传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巩固和加强执政者的权力和地位，软化国内社会精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呼声，以及回击那种对“共产党的执政不合法”的异见者的质疑。今年八月一日以来，十几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和多部以内战为背景的电视剧在全国各省市轮翻播放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政治和舆论的控制仍然严峻。一方面在国内打击压制对共产党一党统治进行批评的言行，禁止有关发展其他政党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在国外把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同搞反共宣传的法轮功相提并论，掩耳自闭。一个多月前，中国以抵制法轮功煽动反共宣传为名调整电视卫星，顺便把香港卫视同大陆电视分星传送，使得卫星转换增加许多不便。这相对地限制了大陆人民和海外华人收看香港卫视的机率。其实香港卫视已经是很亲共的了，只是不时地播放一些历史事实和解密文档，有的与共产党的传统宣传有冲突。比如谁是抗日战争的军事主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对抗战的投入更多？谁的牺牲更多？这些问题在观看香港卫视时只要用脑袋想一想都会得到一个答案。

共产党执政以後，由於从未停止的政治运动，导致了经济衰退并且积重难返。为了获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改善外交形象，周恩来代表政府宣布放弃了对日本要求战後赔偿的权利。政府虽然在外交言论上表示结束战後状态，但于国内的宣传上却一直在维持战後状态。究其原因，在思想情感上维持战後状态有助于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发生危机或挑战时，总会出现对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宣传。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宣传。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和後期因匈牙利事件而反右倾和因大跃进失败而受党内外批评时；六十和七十年代中苏边境战争和文革大乱时；七十，八十年代中央领导人的几次换代以及镇压学运前後；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处于两派争夺和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时； 基本上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这种宣传是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所以要年年说天天说。从实质上说，这种宣传就是为了引导人民向外看，向过去看；而不要和少向内看以及向当前社会看；就是为了缓和对党内腐败和新出现之社会问题不满的社会舆论；就是为了掩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说不做的被动局面。总之，宣传抗日战争以及维持心理上的战後状态有助于缓和国内矛盾，但并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带来什麽推动力。

共产党政府在七十年代宣布结束对日战後状态其实是言之过早，结果失去一系列对日索赔的政治和经济砝码，失去了战胜国的基本权利。在那以後的叁十多年里却又不断地在国内加强抗日宣传，最近还把过去有过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拿出来从新加料翻拍。这对日本的军事撅起没有起到什麽约束作用，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重申现政权的历史功劳，起到推迟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效果。如果在对日战後状态这种重大国家问题上有一个第二强的政治党派同当时的决策人进行辩论并能使不合适的决择得以改变，那麽我们就不至于面对以上那种唯一的後果。这种与之辩论和扭转决策的作用中国当时的和目前的民主党派能够做到吗？明显不能。共产党在中国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执政党。目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监督她，或对其决策进行抗衡。虽然高度专制的体制对于社会稳定是有利的，但是人民会为长期的一党专制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前途不能得到根本保障。这种对抗日战争的连翻宣传，既挽救不了已经放弃的战胜国权利，也推动不了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其在爱国主义教育和推动国防建设上有些意义，但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并在实质上延迟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

二 关於共产党政权是否合法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点不错，因为新中国是共产党用枪杠子打下来的。怎麽打下来的呢？从根本上说，是借了日本侵华的光。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乘国民党伤筋动骨的同时积极发展根据地和壮大军事武装。这要分两个时期。在日本侵华早期，共产党以悲壮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主张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进而在华中和华北建立并发展了大片军事根据地。在日本侵华的中後期，共产党一边等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反攻，一边以宣传攻势向民众批判同样是养精蓄锐的国民党。这就进一步争取到国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支持。在农村共产党大搞土地改革，一边向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和经济政治的大翻身，一边在根据地按村派发名额强行征乒。国民党征乒可以拉壮丁。共产党不用拉，不当兵的人家在村子里根本抬不起头， 不光荣白不光荣。经过以後的种种政治运动，现在人人都明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是怎麽回事。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的军事武装迅速扩大。

西安事变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以後，在国民党军队协同分割和打击日军的同时，共产党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白团大战等有数的几场战斗。在根据地保存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共产党派出敌後武工队， 在敌後搞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所谓“人民战争”抗日活动。这些抗日活动对日寇的打击十分有限，而牺牲则很大。但正是这些牺牲可以感化民众，树立共产党英勇抗日的形象。相对于共产党，国民党尽管在抗战中丧失了许多精锐部队，但她因为丢失大片国土而倍受民众的谴责。一个腐败的政治集团，党派，或军队，总是从内部自己先打败自己。国民党从五次围剿共产党和追剿长征的红军开始，就因为内部的腐败而一再败北，展现过十几万国军再加数万地方军都打不过两万多红军的先例。在抗日战战争的中後期国民党为保留军力日後对付共产党而不愿同日寇进行大规模对抗。共产党借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了敌後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了以农民为主的军队。抗战八年里日本军队的主力虽然是在太平洋而不在中国，但日军随时可以对侵华部队进行增援。国共双方在辛亥革命以後就在进行内斗，致使国力未能得到发展。结果，国共任何一方面或双方联合都不是小日本的对手。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是因为打也打不赢，二是因为更为根本的目的，即在理论上为中日之间长期相持的阶段和国共之间既统一又相持的状态进行解释，在最大限度上争取时间来发展壮大根据地和农民军队。等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大反攻乃至日本投降之後，国民党对于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已经失去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较量的能力，以至失败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迅速丢掉了在大陆的政权。这正是“枪干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政权的性质与合法性应该不是由其行使者如何宣称，而是由其执政以来的所做所为决定的。

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是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时期用陕北农民的口来进行的宣传。以後这便成为统一的调子，不这麽说就是反党了。如果共产党真的象她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为了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那麽她无疑地是光荣和伟大的。可惜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且有时完全相反。

这要从马列主义说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的学说，在经济理论上有一些贡献，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路线和政治手段上却是脱离实际的。马恩的经济理论是研究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规律的产物，但由此萌发的共产主义却首先是在封建帝俄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得到“发展”。 这种所谓的发展在列宁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共产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极端化；阶级斗争和军事暴动成为夺权主要手段；领袖崇拜被纳入群众运动之一；国内阶级划分混乱而简单化；在分裂人民大众的同时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更是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都被推向了一个极端。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这是苏共自已消灭了自已，是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所致。斯大林领导人民打败法西斯是有功的。但他在党内大搞独裁，对有异议的人从中央委员到普通人民都采取了一杀了之。他大搞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冤死无数无辜平民。据米高扬回忆：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苏联大约有两千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更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是专政的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竞是什么？主要的根本原因还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那个体制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宪政民主其核心内容就是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苏共是唯一政党，其它党派均被镇压。从1921年以后的七十年，在苏联没有来自共产党之外的批判和竞争压力。在党内没有纠正错误的任何体制和政治力量。共产党的领袖施行独裁以及党和政府的专制体制早已为苏联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初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成份比帝俄更少。虽然毛泽东以共产主义为口号发动农民战争取得了全国政权，但建国以后应该走什么路子他并不清楚。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老毛只能在政治经济上向苏联一边倒。由於毛泽东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结果他顺理成章地沿袭了苏共和斯大林那一套。从1949年以来，中国并没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而是走上了苏共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的道路。在建立新中国的前後，中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思想和社会传统还没有得到批判和清理。比如对于一个好皇帝的期盼，对于人权、民主、和社会自由的恐惧感等。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由来以久的一己专权的个人理想，在长达叁十年的时间里，他在祸国殃民的道路上比斯大林走得更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老毛和他的党在全国范围搞了一系列政治扩大化的群众运动，如叁反五反、镇反、打老虎、公私合营、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搞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就这样，新中国变成了万马齐黯的局面，民心和政治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马列的共产主义到了毛泽东那里就变成了皇权和孔教的结合。皇权就是老毛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孔教不是孔学，而是那种把统治者的维权教条奉为神灵的封建主义传统。老毛为了维持他终身的领导权威而在党内建立强大宗派并残酷打击异己，从而逐渐在全党形成“他是人民大救星”和“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的那种不可非议的政治教条。因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半个世纪来都是保障“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家大事，重大方向方针问题上都是毛说了算。事实上，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在极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和受制于老毛的所作所为。

关键老毛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且朝令昔改，自我否定，过河拆桥。这些在我前面的文章里已有提到，我还会分别阐述。老毛这个人通古而不通今 ，通中而不通西；而且政治品质极差，其帝王思想，疑神疑鬼，培植亲信和打击异己都超过历代君王。站在共产党立场上，说老毛“建国有功”(陈云语)是不错的 ，没有他打不倒蒋界石。但是说他“建设有过，文革有罪”(仍陈云语)则是大欠深度。在建设上，老毛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具体体现，而且独断专行，使中国不但经济停止不前，而且发生“大跃进，大炼钢铁”，以至大锅饭，大饥荒那样的历史惨剧。这些也是让人笑不起来的历史和政治的大笑话。至于文化大革命，则是老毛继反右运动之後又一次更大更全面的反人民和反国家的罪行。文革对中国人民，经济，文化，社会，特别是精神世界造成空前绝后的损害。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发生深刻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分裂。青年人先是被极大地误导和精神控制以至达到宗教疯狂的程度；以後又被流放下乡成为有史以来最受伤害的一代青年。中国的经济在十年文革中几乎完全瘫痪，使本来落後于世界乃至亚洲小强国(及台湾地区)的经济更是停滞不前。中国的文化在整体上被颠覆，在许多方面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中国的社会发生世界有史以来的最大动乱；

十多亿人口除去老幼病者和军人以外，连残疾人在内几乎所以地方的所以人都介入了这场大动乱。公检法系统被砸难；教育停止；卫生系统半瘫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文革後民众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陷于丢失和混乱的状态。这种国家范围的精神失落在世界上仅有少数先例，例如处於沦亡中的罗马帝国；处於中世纪大瘟疫里的欧洲和中东各国；以及在二战後的法西斯轴心国家。中国从反右，反右倾，直到文革打牛鬼蛇神抓走资派，人民的神经都被整得十分脆弱。上下叁代人沿路走过来，如今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不愿过问政治的风气。我家一个哥哥在老年回顾国家的往事，从独立思考的角度提出一些“离经判道”的看法，结果把家里的人吓坏了。不仅他的妻子，连他的孩子乃至孙子辈全家人一起来反对他过问政治，并让他的孙女代表全家写信给爷爷，要他停止思考政治问题。这已经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七年了。中国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青年人那种为了民主革命和国家进步而奋往直前的精神已经很少看到了。这真是让人痛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遇到文革这样的一场国家浩劫之後都会下台无疑，除非国家是军政权或是暴君统治的国家。不幸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国家。文革後期的军宣队和军管会就是老毛军政权独裁统治的具体体现。到这时为止，有思想的人应该问一问自己，老毛以其党的名义所做的这些是中国人民让他们做的吗？是所谓“革命”的目的吗？这个政党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是合法的吗？

老毛去世後中国等到了转机。党内的开明人士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放弃了阶级斗争，倡导了改革开放，以“建设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小康社会”的

口号，推动了至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社会进步。党和政府受人民内心承认的程度大大提高， 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当然也随之提高。但是这种合法性在宪法和法律的层次上任然不合法。中国的宪法不是由民选的国家级法委会起草的，而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由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指定人起草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被写进宪法中，这在国际上只能与极端宗教的国家把宗教领导权写进宪法相比较。这个宪法的合法性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其虚伪性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例如这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但实际上有吗？

国家民主化并不可一足而就，而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和社会准备过程。比如现在举行全民投票，问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结果一定是要。但这并不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就很合法了，因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在共产党长期的一言堂教育下，不会知道除了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还有谁可以领导中国。其他民主党派要成长为可以执政的党也还需要一段相当的长时间，首先共产党要容许其他党派的建立和已经有的党派的成长壮大。宪法和国法应该由人民来定。执政党应该由人民来选。共产党能否进步到有一天自己放弃一党执政而推动全民大选呢？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极需补上民主宪政这一课。现在的”人大”按万里的说法只是共产党的一个橡皮图章而以。多党合作并没有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政策和国策文件也都只不过是按“中央”的意思照本宣读一番而己。十七大开过了，现在是搞惠民政策安抚民心让利于民，这是好事。但政治民主问题，党的改造问题，如何解释“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六四”问题、赵紫扬问题等等，还没有见到端倪。人们还是不敢大胆讲真话和心里话，否则就会像2006年1月24曰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令停刊事件一样。当时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胡锦涛批示要妥善处理后才又复刊，但主编被换了。过去还有广东的南方周末被停过刊，都是因当事人想讲真话和报道真事而引发的。一个执政党没有真正的党外监督，权力就会被滥用。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吸取苏共消亡的教训，切实做好好党的政治转制，加快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政权被国际承认，她在国际上应该是合法的。中国这麽个大国被共产党掌权，不想承认她根本就不实际。这个政权已经存在多年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眼下无人可以取代，那麽她不合法也合法了。这叫既成事实。台湾政府不合法，台独更不合法。但在美国支持下台湾政府会继续存在下去，台独也会继续有人搞。那个政权连联合国都进不去，但台湾政府和一些支持她的国家不会觉得那个政府不合法。这也叫既成事实。国内异见人士提出共产党政权不合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争议，其实就是要促使共产党实现政治转制；促使党外监督机制的形成和权威化；促使国家民主化。

叁 政治改革是当务之急

目前，共产党在体制改革和政治转制的问题上说多做少，没有真正的行动。

说到国内的腐败问题，它在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比如近期中石油股票正式上市，在一天之内股价连翻叁倍。如果要问在中国甚麽人才能够买到中石油的的股票，这个问题有人回答得出吗？香港凤凰卫视在其上市前一天就报道说国内中石油股票的申购人大都无望而叹。中国能够公开中石油股票的持有人的名单吗？ 一句商业秘密就可以掩盖这些股票後面的集团式的腐败。其实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腐败。国内的腐败是与权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25年来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主要是甚麽人呢？这只要看看在中国主要是那些人可以率先开公司并得到资金支持的？其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各行各业各级政府当官的人他们的子女，老婆老公和亲戚乃至朋友们。为了这些人的长期利益，其政治地位也已经通过“叁个代表”而肯定下来了。十七大是有不少美好的提法，但是要变成事实还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执政党权力两次和平过渡是一个大进步，不象过去那样每回都要打倒甚麽错误路线代表人。但是这种权力过渡还总是在亲信或甚麽嫡系中进行的。这可靠吗？ 回到腐败的问题，腐败年年抓年年打，但腐败涉及的人员其上层却是地位越来越高，涉及金额越来越多。又由於权威人士的国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因此腐败金额追不回来的比例越占越大。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腐败的问题一定不可能解决。

没有体制改革，任何许诺都是不可靠的。不要忘记老毛和他时代的党总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农民战争时期搞土改分田地，说要耕者有其田。可是夺下政权不几天就搞合作化，把农民变成国家的雇农，一年就留几天细粮，其余时间粗粮和瓜菜， 绝大部份好粮“光荣”上交。以农村的赤贫来维持城市里的连翻政治运动。在工厂把工会变成监督工人的机构，长期让工人停留在低工资重劳动的贫困线上。进城之前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向民主党派和人士许诺民主政纲。可是进城之後马上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以“无产阶级专政”把民主人士和民主思想打击压制殆尽。。。。。。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的成积和进步是“非毛化”和“非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但是这个话共产党不能明着说，而作各种语句和词汇游戏是这个执政党的一贯做法。顺说反说都是对的。原因就是无人可以异议，根本就没有反对派或是反对党。一旦一个党内派别权力足够强大，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他们还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行文和行动吗？所以从体制上讲，四个现代化和反腐败是没有保证的， 除非在推行的过程中逐步改革政治体制，鼓励和发展其他党派， 形成一个党外的有权威的监督机构。共产党如果是代表人民的，她就应该这麽做。如果她不这麽做，她就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

教改和医改的失败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逆的。教改和医改最後变成真正的金钱挂帅。国内教育只重大学而不重技术学校教育。在舆论上弄的大多数父母和学生都把不能上大学当作人生最大的失败。大学生本来就业就难，学业低一级的更难说了。医改导致医院成为大大的盈利单位。一个省级医院可以每年盈利两个亿以上。一个进步的国家本来应该对事业单位大力资助。中国现在有贮备资金万亿美金，为甚麽硬是要让教改和医改好自为之而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呢？当初的改革总理朱容基头上顶着改革先锋的帽子，而其背後却有体制本身一言堂的缺陷，对教改和医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改革和施政上没有一个让人民大众发表意见的体制，没有一个让少数派，持不同意见者和专家发表意见的体制。你看各种党和政府的大会上，有人不举手的吗？有持对立意见的表述发言吗？据说现在有了，但少得看不见，而且从不报道。

如今国内正在思想上蕴让政治改革，在不动摇现政权之权威的前提下当局对思想的控制已经有部份放松。即便这不是对舆论的全面放松，我们也可以有比较以前宽松一些的思想自由。这是一个社会进步。许多执掌党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不管是否愿意都不得不在舆论自由方面作出这种让步。这在美国，苏丹，阿根廷，伊朗，朝鲜，和中国等等国家都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中国，这种进步的速度当然跟不上人们的愿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又具有五十多年专制的历史。在这种国家社会进步的速度首先取决于掌权人的开明程度， 再就是取决于其同僚和人民大众接受的程度。长期的思想封闭使人民大众和下层官僚政治麻木守旧，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混乱就是一例。目前国内还没有摆脱宣传毛泽东，宣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一套。比如各省的地方和卫星电视台在同一时间有一半以上是如此。这种现像是同政治体制改革的急迫性相抵触的。看共产党是否真正想要推行政治改革，就可以看他是否进行相应的社会教育；看他是否容许甚至鼓励其他政治党派的发展；看他是否丢开过去的功劳，大力宣传宪政体制的优越性。这是一个试金石。在这方面尽管有台湾国民党蒋经国做出的先例，但对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要求实在还是很高的。大陆比台湾大得多，国家民主化的难度大，时间要求长。但是不是真心去推行， 那可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现在达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水平，虽然政治上仍然落後数十年，但我们已经看到体制改革的希望和国家民主化的前景。特别是中国对发达和不发达两个世界都开展深入的开放政策，而中国参与的许多世界一体化事务使得过去的政治教条也不得不被一个一个地扔掉。但是如果政治体制不即时进行改革，国内各种矛盾定会加快爆发。这包括党内建设以及权力提升和转让中的许多非民主性；党内宗派斗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伤害的问题；传媒和思想的不自由；不同党派政治地位的极大不平等；人民没有均等竞争几会；没有结社和建党的自由；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不均；地区发展不均； 腐败得不到控制等等。所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瓶颈，继续拖延只会放慢中国整体进步的步伐。国际经济专家说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只有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才会在本世纪大有前途！

四 评论毛泽东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对毛泽东采取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和策略。抽象肯定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地位和社会的安定；具体否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客观需要。由於这两者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使得大陆采取尽量避免评论毛泽东，避免评论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现代史的做法，私下和甚至公开地主张把毛泽东加以深度冷冻，“留待后人评说”。

然而，清醒地认识历史和关键的历史人物是寻求社会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奠基石。目前中国到了深化改革开放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如果不能从传统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保持一个持续经济发展的势头和建设一个稳定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当前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一些严重障碍正是延自毛泽东时代的旧的思想和政治体系。毛泽东虽然已不在世，而他却正是要对这些历史障碍负责的人。邓小平时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从反右运动到文革以来的许多错误作过一个称不上是总结的了结。对毛的功过作了个叁七开。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把一批干部解放出来，包括彻底解放邓小平自己以及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然而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毛的思想和那个保证了毛的错误领导得以执行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却并没有被触动多少。按照从稳定中求变革的角度，当时那样作也许是对的。可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又过去了。大陆在“稳定是大前提”和“发展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封杀了许多追求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体制的思想和尝试。追究起来，毛所决定的中国现存体制的指导思想还在发挥作用。要真正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就必须对毛关於共产党领导一切和永远领导的那种思想概念进行反省。由於党的领导是建立在毛泽东这个中国神话的基础之上，重新评价毛泽东就成为了这种反省的首要而基本的一步。

毛泽东有一些着名的言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些言论所代表的思想是毛时代政策的指南，也是现代中国所遭遇的种种灾难的根源。 下面我就以毛泽东的代表性言论为提纲，把我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概括如下。

一、“革命是暴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历史上以“天”为终极真理。“天意”和“替天”等等成为历代以战争改朝换代的出师表。马克思主义出来以后，“革命”在中国代替了 “天”。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于是既懂得共产主义宣传威力又研究过封建社会历史的人如列宁、陈独秀和毛泽东等等，便把从帝王统治到社会主义一步到位描绘成“革命”的美好蓝图，从而赚得成千上万人士的随从和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世界现代发展史告诉我们，暴动不是革命的唯一手段，而革命也并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现代发展史还告诉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导致国家毁灭和世界受难的历史并不少见。共产主义不过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一种美好空想，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研究的综合产物。资本主义的后期已经转化为资本社会主义。在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公民享受的民主权利、物质分配和社会福利比那些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好的多得多。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不短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的最诱惑之处、也是他的致命伤就是宣言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暴动和革命而一下子得到。这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战争也在许多国家不停地发生，从“左”的方面给世界带来巨大破坏。加上从“右”的方面，包括纳粹社会主义革命家希特勒引导的一场世界大战，总共给世界带来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和几十年的停滞和倒退。过去人们只知道希特勒是鼓吹纳粹和极端种族主义的战争狂人。现在，不少人开始反省那些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借口而屠杀和迫害人民的“革命”及其领袖。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为害和倒退并不输给希特勒。在新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带来的杀戳、迫害，和对文化与经济的摧残令人不堪回首。在柬埔寨，“革命”曾经是屠杀的代名词。在世界许多国家，反政府武装还没有放下“枪杆子出政权”的美梦，不间断地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演变为恐怖组织。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后，深深懂得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反转来对“革命和暴动”变得讳莫如深，一方面快速镇压任何动乱，一方面强调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发展之道。这样做对发展经济是对头了，但是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却不是根本之道，而只是对“革命和暴动”在掌权状态下的一种反用。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进步和繁荣，必须反省毛泽东的暴力思想和用枪干子建立和保障政权的军阀思想。毛本人长期兼任军委主席。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毛总是把各大军区的头头和首都及中央“御林军”的实权牢牢地抓在手里。这种军政权的实质为毛的胡作非为提供了保证， 以至于在国难当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毛和党的领导地位也不会受到动摇。

暴力革命也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法国大革命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封建统治。法国在革命后走上了理性发展的道路，这同欧洲宪政制度的悠久传统分不开。中国的民主革命先后被袁世凯、蒋界石和毛泽东加以利用，最终因共产主义口号对民众的强大诱惑力而让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得逞。

二、“我们要独裁”。

这是毛泽东在解放初期以肯定态度回答西方世界质疑时的回答。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确实对大陆实行了绝对的独裁。而毛本人在这个一党独裁之上获得了颠峰的权力。这一独裁的结果使得中国工人和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没有基本人权和自由，连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被剥夺。农民更是逆来顺受。农村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而维持全国城市生活的重大负担被进一步转嫁到农民身上，使农民被迫在赤贫中揣息。我在北方农村插队时同老贫农交过心。一个老贫农告诉我，过去租(地主的)地时，一年还有不少时候有细粮食吃。而到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每年只有过年那几天有细粮 ，其他时间吃红薯玉米和瓜菜；遇到青黄不接和天灾时只好找菜根树叶充饥甚至出去盲流要饭。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给农民许下的愿那里有甚麽影子。维持农民和工人的低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逆来顺受成为了社会不满的缓冲济。而知识分子则被放到了工农的对立面，每逢运动就挨整。就是当兵的也是一个月只拿几块钱津贴，唯命是从，只有入党当官才是出路。谁是这个专政的受惠者呢？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他们建立了党天下和官天下。早年这些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奢侈，因为没有本钱。但是他们以手中的权力叱吒天下，把有限的国立资源大量浪费在执行专政的政治运动中去，并在这种浪费当中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出成千上万的专政对象和孤魂冤鬼。经济改革以后一旦有了些许国力，这些特权者便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一发不可收拾。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纪转换、全球寻求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下，有人不是从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过渡和政治体制改革着想，而是提出什么由共产党来代表这个、代表那个。总之别的都好商量，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能变。

这都是毛泽东要独裁，和他的继承人要保权的结果。这种一党集权的体制，在内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个人和少数人独裁的温床；在外则使中国受到孤立，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得到平等对话的机会。国际上往往给予中国较高水平的席位和待遇，这是同中国庞大的面积和人口相对应，同毛泽东的恩德扯不上关系。比如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在毛以前就有的。相反，毛的孤家寡人政策使中国长期遭到经济封锁，是中国经济与国际脱轨和曾经受苏俄制约、社会发展落后历史约叁十年(1946至1976) 的首要原因。

毛泽东在进北京以前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骗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信任，以得到对他夺取权利的最后支持。可是一旦夺取了天下他就翻了脸，所谓“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中国从此也开始了上述那个停滞和倒退的过程。

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是毛泽东以他的暴力思想从其领导的农民战争时期就总结出来的经验。蒋界石搞中统、毛泽东搞整风。蒋的特务组织以对付共产党为要，而毛的整风则从来是针对自己人。不同意见者、功高盖主者、对其最高权力有威胁有防碍的人，统统挨整。一整就往死里整。常常弄到把人整死、整疯、整逃的地步，反过来说是整得对。建国以后，毛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反对压力，把整风干脆发展为“抓阶级敌人”，一抓就是一大把，真正一抓就“灵”。毛的追随者们，因为历史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执行毛的宗旨往往有过之而惟恐不及。打击扩大化成为中国从历史到今天挥之不去的社会政治行为。从叁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到文革的横扫牛鬼蛇神、“抓走资派”，打击“五类分子”和知识分子“臭老九”，甚至在城市和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经商和种自留地等)。中国的成年人，有几个没有挨过整，又有几个没有整过人呢？连“整”这个字在中文字典上都因此而有了特殊含义。几十年中，中国大地上几乎到处是“反攻倒算者”、“阶级异己分子”、和 “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当中，这种“红色恐怖”达到极端，扩大到打击“走资派”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毛先是利用年轻人在共产党教育下的政治无知 ，让他们冲锋陷阵搞一场将所有领导人过“筛子”的打击运动，以“绝对忠于毛主席”为准。这个筛子的眼很小，大部份人过不去，由此受到非人对待。随後毛又挑起群众斗群众，以“两条路线”排队。一家人、一个班的学生、一个工人师傅的徒弟、一块田里的农民，全国人民被划分到两个阵营。批斗抄家、打骂关押是家常便饭，许多地方出动了坦克机关枪。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湖南死于机关枪扫射。大的动乱刚刚有所收敛，大张旗鼓的“清理阶级队伍”又搞起来。这种无法无天不可终日的日子过了十年，比八年抗战还要长。可是那种精神痛苦与同心同德打日寇怎麽相比？到了妻子和丈夫要“揭发”和整自己的配偶，儿女要“揭发”和整父母的时候，中国哪里还有什麽“筑起我们心里的长城”。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爱心和道德可言？由此整死了多少人，除了人人身边都有以外，没有人能统计出来。由此又在一代到两代人中，产生出多少内疚、伤感、缺乏自信和创造性、甚至丧失生活准则的人来。至于对社会道德和风气，对国家民主与繁荣进程的彻底打击和伤害，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文革是毛一贯残暴打击异己的黑暗个性与他的颠峰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是他建国以来草介生灵专制政策的一次极端体现。文革根本不只是毛“在晚年”的一次“有苦衷”的失误，而是他集“秦皇汉武? v宋祖”帝王思想和晚年思想孤僻混乱和神经质于一体的一次大的“风流”而已。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悲剧。

建立一个新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所谓的“革命”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成年“翻天复地”搞运动、天混地暗抓敌人、整群众、打内战吗？

四、“叁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前不久恭维刘少奇的话，相信这话说得刘少奇胆颤心惊。古代帝王夺取天下之时，便是功臣良将人头落地或流放他乡之日。毛则是分阶段执行，并在中国文化的糟粕中吸取大量虚伪和欺骗的手段。长征当中毛使得张国涛分兵突围，在张陷入困境时不予支援。最後打张一个“搞分裂另立中央”，终于排除了这一路非嫡系人马。毛进驻延安前积极联络陕北根据地的地方领袖刘子丹。可是毛一到延安不久，刘子丹就人不见马不叫消声匿迹了。在延安搞整风，打下一大批跟随他不够紧和被他以及被他的亲信如康生之流怀疑不忠的同志。夺取政权後，所谓“东北王”高岗首当其冲，捎带饶漱石，打了一个“反党集团”。57年以前就整下胡风等一批有违毛独裁思想的民主人士。57年更是“阳谋”、“引蛇出洞”，把中国的社会精英几乎网罗一空。59年打彭得怀“右倾” 代表，捎带整下一大批有胆识和良知的人。中央整一个人，地方就要扫一批官，整一片人。直到文革整死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等等一大批为毛出过力卖过命的同志。这些人什麽地方得罪了毛，最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死前要写一份“不忠于毛主席”的检查都不知从何写起。所有这些，难道是“革命”和“新中国” 的需要？绝对不是！在这种比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酷统治手段下，各级干部和人民怎麽可以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新中国呢？

五、“外行领导内行”。

这是毛泽东回应“右派分子进攻”时说的话，意思是(共产)党领导一切指挥一切。这是毛主义的基本方针。反右运动以后“外行当领导”的现像反而成为“党领导”的变义，在经济和社会建设领域被广泛和充份地肯定下来。以知识分子为背景的社会精英一串串地受到整肃。胡风、马演初、罗隆基、翦伯瓒、等等有知识和见地的人士在社会中蒸发。连毛泽东的私人秘书也不能幸免。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党的干部一上讲台，开场白往往是“我可是一个大老粗”，再不就是“我可没读过多少书”，以此为荣。因为他代表党，没文化就是立场坚定的代表。於是乎，“叁面红旗”曾经插遍全国。“十五年赶英超美”、全国大跃进、吃大锅饭、拔苗堆高产“放卫星”、用马的精液给小麦“授精”、砸烂铁锅在家门前炼“高质钢”、等等违背科学、违背自燃规律和劳命伤财的荒唐事层出不穷。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本人也不会欣赏这些做法。可是他和共产党人的瞎指挥乱领导却不容任何人批评。为民请愿的朝鲜战争功臣、彭德怀元帅写万言书上谏，结果在卢山会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从此在政坛消失，气死他乡。这些事，不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真是很难相信。

如果说从毛建国以来到他去世中国在某些方面还有些发展，那是全国人民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在险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为国家为自己而拼命奋斗的结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以做得更好，就象他们后来做到的那样。可是党指挥一切的毛原则还在大陆主导各行各业，只是形式有些变化。比如党的领导者上几天补习班就摇身一变为工程师、副教授；党的书记在无数部门同企业和事业主管之间无休无止的角力暗斗，以新的形式和方法干扰着现代化的建设。这些要想根本上解决，不从反省毛泽东从党指挥枪发展到党指挥一切的基本方针做起是不可能的。军队必须对国家和全国议会负责。各行各业的党政官僚，除了全力保证各级政府政令的实施外，就要推动社会的民主程序，反对腐败的发生。所有这些，一个未经彻底改革的一党独裁的政治体系能够做得到吗？

六、“人定胜天”。

这是毛泽东一直鼓吹的思想。“向荒山进军”、“向戈壁要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50年代)、“围海造田”、“ 平山坡建良田”(60年代)， 等等这些违背自燃规律破坏生态的行为，受到毛的极大鼓励，有关人士受到他亲自接见。这给国家造成了多少不可逆的永久性破坏啊。时至今日，“人定胜天”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辩证的批驳。“敬畏环境”和尊重自燃规律是相对地改造局部环境的前提。而在局部改造之前对生态的系列影响必须做出全面评估。我看如果把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思想拿来批判，一定会对退耕还田、让出荒山戈壁、对防止北方沙尘暴和南方水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七、“人多好办事”。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和他批判马演初“人口论”的结果造成中国人口暴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受到庞大人口的极大限制。独生子女政策从而成为应急的也是长期的国策。人民的生育大概不都受毛泽东的控制，然而毛在五十年代批判控制人口的科学理论，错过了中国控制战后生育高峰的机会，为后来人口的失控发展留下巨大隐患。 文革时期中国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是停工停产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这又是拜毛泽东的“福”。

八、“被敌人反对是好事”。

这是毛泽东从1949年建国到1972年孤家寡人外交政策的思想核心。二十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只交得到小朋友，交不到大朋友。交了一个苏联老大哥，最后还打得头破血流。同法国等虽然建立有外交关系，但在政营上仍然把对方划为帝国主义。毛泽东在1972年把“敌人”美国大老板请到中国来交朋友。忘记了自己过去跟美国人说“别了”的话。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被杀头。他当时握住尼克松的手，自有他的需要(见下文)。不过这时老毛是否要说“不被敌人反对也是好事”呢？

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大概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在天安门这么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并把这当作他的功劳，因此他的任何过错都不可与此贡献相比。一界新的政府受到国际承认，逐步参预国际事务和发挥作用，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站起来了真的有关吗？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新的伊拉克政府受到世界的承认。难道说美国从此就让伊拉克人民站起来了吗？一个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人民要真正站起来还须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年的中国也是一样。上面说过，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还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1949年共产党是翻了身了，但是人民大众从此陷入新的苦难。只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才逐步得到提高，国家也开始强大、受到世人瞩目，连美国鹰派也把中国视为未来主要战略对手。而这恰恰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当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摆脱了毛的陈腐思想和政策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1977年以前二十八年中，中国内斗不已、国力不济、民不聊生，除了亚非拉小兄弟，经济强国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的被承认是在逐年当中发生的。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危害到了她这个经济强国分羹于中国巨大市场的利益。1972年，一贯反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从此带领西方世界进军中国市场。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文革可能使他大权旁落，为了挽救残局打出接待尼克松这张牌。这就又使得不少人以为是毛泽东使中国“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其实这个绣球是尼克松让基幸格抛给老毛的，而 老 毛也正有借其一用之急。

文革期间的珍宝岛战役和“东方红”卫星也具有相同性质。是老毛当全国人民面对国家大乱而不知所措时，时不时打出来的兴奋剂。这在过去早有先例。59年正值叁年大饥荒饿死人时，一个中印边境反击战使得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多麽安静地等待反击战的胜利。文革两派正打得如火如荼之时，珍宝岛战役提醒中国人民和世界，老毛和共产党仍然健在和强大。拿放卫星来说，由于毛长期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即便从海外回来的“红色科学家”们也很难得到行政官僚的和经费的支持。高科技发展和人造卫星的升天实际是被延迟了许多年。不过，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里，一曲“东方红”从外层空间传来，的确让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一个新的顶点。至使有的人至今还以为毛是现代中国的原动力。这便是用假话做宣传对于不假思索者的威力。

毛泽东的农民战争把二战以后中国发展经济和社会民主化的机会剥夺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南韩、新加坡、巴西等国则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层次不同地推进了社会的民主化。德国意大利基本上批判了纳粹主义；日本的军事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剥夺，却在经济上撅起；就连一向专制的国民党也在台湾地区振兴经济和开放政治。由于台独的势力日益强大，曾经使国民党一劂不振。如果大陆和台湾从未分家，台独势力根本不会有坐大的空间。後来国民党同亲民党联了手。什么时候共产党可以同国民党等其他政党联手呢？把国民党等邀请到大陆建立总部、发展党员、参加竟选，这也许会是一个放弃毛主义、统一中国、让全中国人民都真正站起来的壮举。

终上所述，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不止犯有“七宗罪”。在中国的经济得到相当的发展之后，毛的思想和政治体系还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革，这同毛泽东这个中国神话还没有被破灭有极大关系。尽管毛的许多共产主义原则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大陆政府还是把留传在民间的毛神话当作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但这不是真正的稳定。一些工人农民举着毛的照片闹事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还是那句话，要想深化改革开放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摈弃毛主义的教条和毛泽东这个中国神话是迟早要走的必行之路。

结束语：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五经济强国，而且国家有了丰硕的资本积累。然而国家在政治上却一直还是一党独裁，政治很不民主。这同国家的持续发展战略是相矛盾的。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看似一片歌舞升平的景像。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就有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人民在八年抗战和五年内战後成为最容易满足的人民。大家在对美好明天的等待中辛勤地劳动，怎麽也不会想到今後几十年他们等到的是什麽。现在虽然是处於更高一级的稳定繁荣时期，但我们不要忘记 49年至76年的历史教训。没有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上的改革，我们的前途仍然是不明确的。

本人是技术专业人士，是毛泽东时代的同年人和见证者，从未参加过民运，也没有参加法轮功，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常识和一颗独立思考的脑袋。劳时劳心作以上文章，是为祖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体进步说几句鼓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