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评价中国现象的基本尺度，不应该是“好”与“坏”，而应该是“进步”与“退步”。“好、坏”可能有多种原因，“进步、退步”才代表了未来趋势。
以此尺度相衡量，不难发现当下中国同时表现出“进步”与“退步”两种趋势。以民众最关注的“民生”与“反腐”为例，在民生方面，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作出许多努力，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无论是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扩大医保、社保的覆盖面，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投入，还是新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对最低工资、农民工收入的关注，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体现了执政者欲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用心，也使许多人实际受益。当然，不满意的人还有很多，也不难举出具体事例来证明民生现状仍不如人意。但是人们不应忽视，这一切改善都是在原来“更糟”的基础上发生的；无可否认的是，较之昨天，现状已经有所改善。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因此不应奢望现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的改变；变化只可能一点点发生，它必须画出一条持续向上的、中间没有跳跃和断裂的曲线。
但反腐方面的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中央似乎加大了反腐力度，这两年不时可听闻有省部级高官中箭落马，但对国情稍有了解的人就清楚，腐败不但没能根治，反而正在变本加厉，已经深入官场与政体之骨髓。当前所谓反腐，触及的只不过是皮毛，并不能动其筋骨，更不可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所以有人怀疑中央的反腐决心，甚至视其为权争游戏。现在的官场腐败，已不仅仅是“潜规则”一词可以覆盖，它已成为基本的官场生态，成为与体制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在现行体制内能够解决贪腐问题。
上述两方面情况换一个角度看，可以说这几年中国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的调节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官民关系上却没有进步，最多只是维持现状，甚至还有所退步。实际上，没有进步就等于退步，更何况在反腐力量仍然只有那么三板斧的情况下，贪腐力量却在不断滋生、壮大。
官民关系未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另一例证是，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上涨到498元，增长了23 倍。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吞噬的是社会财富，最终要由全体国民承担。仅仅是由于同期内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增长12.3，如此沉重的负担才没有把中国压垮。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巨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必将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而现行体制的逻辑是，越是经济遭遇衰退、社会面临危机，越需要强化行政体系和国家机器，行政管理费用也必然随之猛增，从而令社会运转陷入恶性循环——从历史经验看，体制问题往往具化为财政性技术难题把政权拖垮，这虽然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颇有距离，但技术难题在原体制内是否有解，至今仍是千古之谜。
外有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家族化，内有行政系统不可遏制的膨胀，二者构成当下中国两大毒瘤。从社会财富分配而言，中国一方面开始抑制资本对劳动的剥夺，公共资源也更多投向低收入群体，但另一方面以官权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在加快敛财速度。此三方面过程同时进行，很难说最终结果是贫富分化加剧还是放缓。但有一点很明显，在资本受到约束的同时，权力资本化的速度却在加快。政策调整的后果之一是，一部分社会财富由资本间接流向了权力。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同样是收入结构的扭曲，财富向权力聚集，比之向资本聚集，不但给民众造成的不公平感更加强烈，而且极度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调整政策并不能导致“和谐”，其主要作用其实是“兜底”：让最底层民众不致因陷入绝望而走向极端。有此一“兜”，在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的阶段，社会稳定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就很难说。一是到那时“底”还能不能“兜”住？二是那时候会有更多人跌入底部，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强烈的下跌感觉。
可以说，当代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和中间地带：繁荣但潜伏危机，发展却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向上，可能形成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向下，则将跌入乱世或军管的黑洞深渊。现在同时呈现的向上和向下两条曲线，即时而论，似乎向上的曲线坡度更大，更加引人注目；但其实向下的曲线才后劲绵长，具有某种加速效应。因为前者只是人为，后者已形成惯性。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