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看山来稿：正如毛泽东错看了华国锋，蒋经国对李登辉看走眼一点也不奇怪。盖因人性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一面；而上位者能看到的，往往只是下属刻意对其展现的固定一面。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并不是下属有意隐瞒、欺骗，而只是生物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本能反应，就像变色龙对环境的适应一样。
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掩饰，被隐藏起来的，必定是自己固有的。就像种子被埋在地下，没有适宜的土壤、气候，不会发芽、生长，外界也看不出这下面埋的是什么；而一旦条件适宜，植株必然冒出头来。但是，如果地下本身就没有这样的种子，再适宜的生长环境，也不会有此种植株冒出来。这就是中共官方话语中喜欢叙述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显然，如果当初蒋经国选择的是连战或宋楚瑜，再怎么样的条件适宜（即可能性具备），他们也不会将台湾导向台独。
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内因，心中埋着什么样的种子，与其出身、成长的环境和经历有关，亦与其青少年时接受的观念熏染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有关。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就是受到赫鲁晓夫“斯大林报告”的震撼，才萌生“西是而东非”之理念的；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也改变和定塑了近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因此，以中共现在强调的“既不回文革老路，又不走西方邪路”作为衡量标准，在习近平以后的下一代大陆领导人中，要选择符合标准的人，将是一件很难的事。下一代多是1960年代后出生，他们身上深深铭刻着林彪事件以及改革开放的烙印；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时期，正好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攻城略地、大行其道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分子，心中埋着的同样是“西是而东非”的种子。进入官场后，成熟使人世故，让人惯于妥协，以适应外界环境；但内心的种子仍然在那儿，只要有适宜的土壤、气候，就会发芽、生长。所以说，习近平以后的大陆下一代领导人，选择“重回文革老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选择“导向西方邪路”的可能性却极大；反之，真正能够坚守现在立场的人上位只是小概率事件。
要避免上述客观上最大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中共就必须在接班人选拔时，注重辨识其内因、找出其内心埋藏的种子。不但要考察其进入官场后的表现，还应回溯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和表现，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大陆的“李登辉”或“戈尔巴乔夫”。当然，衡量标准本身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西方道路并非不可以成为选项。当形势变化，使得西方道路成为致中国社会于良性的济世良方时，它就应该成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应该是出于客观形势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观念主导的可能性——政治抉择服从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两种不同标准给中国未来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九天十地”的天壤之别。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