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美国待了快10年的留学生 到底咋想的？

每年，有大批的中国学生选择到美国读中学，在读人数从十几年前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两万人左右。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也出现了“美初”和“美高”两大群体，即分别为初中和高中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到美国读高中，基本上是在中国的八年级（相当于初二）读完后升学到美国读九年级。在中国的初中是不会完整读完的，再加上之前长期的准备，实际上这些孩子的初中生活已经呈现非常不同的面貌。而申请美初，则最晚在小学五年级就要申请。

这些中国学生的青春时期基本上完整在美国度过，再加上大学至少四年本科。我很好奇经过近十年的美国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灵是倾向中式还是西式？他们会是怎样的身份认同。他们又如何看待对抗和融合中的美国和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未来？

过去几个月，我采访了一批目前就读美高以及已经毕业工作的早年留学生，探究自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十年以来这一热潮中个体的心灵史。



1

在美国西岸的俄勒冈大学，大二学生饶泽文正要决定是否进行天主教的受洗仪式。

仪式的主持人问他：你是否能做到只信奉上帝这一个神的存在？

他内心挣扎，最终摇了摇头。

高中时的住家“妈妈”从弗吉尼亚州给他寄来了一本书：《天主教和佛教可以共存么？》，希望能够给他指点迷津。虽然，“妈妈”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成员。

和我说这些的时候，饶泽文的右手腕缠着一根红色细绳，上面栓着一个金色的神符。“这是我的吉祥物。”他说。

现在，他每次回到中国江西老家的时候，都会去坟前和爷爷说话，也会参加乡间的祭祀仪式。

在美国学习并工作十年之后，饶泽文放弃了已经中签的H1B资格，回到国内，目前在一家国际蒙特梭利教育集团在上海新开设的两所幼儿园做营销工作。

H-1B签证：美国签证的一种，指：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Specialty Occupations/ Temporary Worker Visas (H-1B)。H1B签证系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持有H1B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以再延长三年，6年期满后如果签证持有者的身份还没有转化，就必须离开美国。（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饶泽文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是在他16岁离家前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上。

父亲是公务员，平时应酬很多。家里人都不爱做饭。初三那一年，父母把他寄宿到班主任家里，吃住学一体，为的是让他能突击考上南昌的重点高中。

这样的安排，在中国家庭里并不少见。

但是命运决定饶泽文并不沿着高考模式走下去。当他以超过分数线三十多分的成绩从上饶考上了南昌二中，和全省的尖子生竞争厮杀时，一个中介公司来到学校推介美国高中的交换项目。饶泽文通过了考试，并被告知一年的交换结束之后，还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读书。

饶泽文和他的父母深知这是不同的道路选择了，即使是交换一年回来，他也很难在高考上赶上同班同学。去美国，就是选择一条和他过去十年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

那是2008年，股市正好有一波牛市。饶泽文的妈妈把资金从股市抽出来，决定把儿子送到美国。

三月的这天，饶泽文要去往北京，在那里他将参加一个月的英语培训，去美使馆面签，然后就要飞往美国弗吉尼亚州，开始留美高中生活。

站台上的父亲忽然流了泪。从未见过爸爸如此这般的饶泽文也有点惊讶。当父亲的身影从窗边远去，他把自己的头埋在卧铺车厢的被子里，害怕让同行的母亲发现他也红了眼眶。

从芝加哥转机，飞往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这个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城市，一出机场，饶泽文看到金发碧眼的一个美国家庭五口人拉着一条横幅迎接他：“Welcome Home, Steven.”

这一家人的爸爸是牙医，妈妈以前是护士，现在是全职太太，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儿子，分别是13岁、10岁和8岁的Clara, Franklin和Peter。

（饶泽文和寄宿家庭）

Billy, Kathie. 饶泽文一开始用他们的名字称呼这对美国夫妇。

这样的一家人，是典型的天主教家庭，不管多忙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晚餐。晚餐开动前，所有人都要手拉着手感恩祷告。一个中国孩子在异乡开始感到家庭的温暖。

有一次，饶泽文问Billy，你真的相信God的存在么？Billy回答他，God是不是存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能帮助我的孩子变成更好的人。饶泽文就读的学校也是一座天主教学校，里面只有三个中国孩子。

两个月后，一件让饶泽文觉得自然而然的事情发生了。“Mum，Could you help me do something?” 他开始称呼Billy和Kathie“Dad & Mum”了。他在异国找到了家庭的温暖感。

（寄宿家庭穿着饶泽文送的唐装过圣诞节）他们成了家人。两年之后，饶泽文到遥远的西海岸俄勒冈州读大学时，每逢圣诞假期，同学问他去哪玩，他都是一个答案：Go home! 他要飞八个小时回到弗吉尼亚里士满的家里。

（饶泽文和同学）而也并不是所有选择“Homestay”（住宿家庭）的学生都有饶泽文这样的幸运，住宿家庭的选择也越来越成为中介机构分配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好。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中学都像英国学校拥有学生宿舍。有不少学生住在校外的寄宿家庭里。根据数据显示，美国的寄宿学校仅有两三百所，录取分数也水涨船高，而有资格录取国际学生的走读学校则有数千所。

就像纪录片《零零后》中柔柔在美国的经历一样，她因为换了三个住宿家庭，到学校都觉得同学不爱和她打招呼了，因为“名声坏了”，她也有过被住家要求当晚搬走的经历。

我采访的Shannon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少女，她说从上海到费城读美高，说起自己在过去三年里被迫或主动换了五家住宿家庭的故事，已经有些处变不惊了。

Shannon还记得初到美国时，第一个住家主人把自己从费城火车站接上，车往家里开的情景。山路越来越深入，这个微胖的意大利裔单亲妈妈开始和她数说住家的规矩，“不能自己用厨房炉灶”，“不能在自己房间里吃零食”等等。

车子停到一个森林中间，一个巨大的房子出现在眼前。附近只有一个邻居，而且和他们的房子中间还隔了一片小树林。早上有鹿出没，鹿的眼睛在林子里闪闪地盯着她。屋子里有个巨大而神秘的地下室，在那住的一年里，Shannon从没有去过。

每天早上6：50分，Shannon要步行到附近的校车站等校车，冬天天亮得晚，鞋子踩在积雪和碎冰上咯吱作响。有时兜兜转转的校车会来晚，Shannon需要在黑暗中等待车灯的亮光最终抵达。

而下午放学后，如果留在学校参加一些课后活动，就会错过校车。这个时候，Shannon就不得不和一个住在附近的同学拼车搭Uber回家。

有一次，Shannon一个人生病在家，到了晚上八九点实在撑不住想去医院。住家主人表示她回不来，Shannon只能叫了Uber去医院。从那次起，Shannon就想换一家住家了。加上有一次，住家主人突然搜了她的房间，把她私藏的零食统统拿到客厅示警。她想，这里没法呆了。

但是换新的住家并不能自己去寻找，因为只有通过学校的中介认可的住家才能接收学生。Shannon每年交的费用，学费和食宿费加起来高达7万美金。其中食宿费这个部分并不会因为住家更换，住宿条件不同而变动，共约3万美金，实在是一笔高昂的费用。

Shannon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她提前两个月和住家说下学期不想在这里住了。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住家基本没有正眼瞧过她，提供的食物也每况愈下。搬家的时候，两个人甚至没有拥抱。

后来，Shannon又换了几个地方，有时是因为住家突然搬家，房间变得挤迫而被迫搬走，有时是因为同一户人家住客太多而不习惯。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

现在，她换了一个可以坐火车上下学的住家。这样行动比较自由，对自己融入学校有帮助。她希望这次能呆得更久一点。




2

很多选择去美国读中学的孩子，是因为家长想更早一步到位，反正孩子最终要到美国读大学，不如更早去适应，以及感觉上或者实际上，在美国读中学会对申请美国的大学有优势。因为有的大学会把在美国读高中的孩子不算作国际申请者，这样申请成功的机会就大很多。而在名牌美高申请越来越难的情况下，申请美初的势头也开始起来了。但能够提供住宿的美初学校就更少了。这个时候，如果在美国有亲戚可以帮助学生走读，就成了读美初的最好条件。

Helena自六年级离开上海世外小学，到美国加州圣何塞读书的时候，跟自己的小姨住在一起。这是她能成为“美初”学生的先决条件——母亲希望自己在加州工作的妹妹能帮忙照顾孩子。

在圣何塞，Helena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有小姨做好饭，然后小姨开车送她去学校。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班上有80%的学生都是华人面孔。其中有ABC，也有大陆学生，这是硅谷独有的状态。但是Helena反而会和来自小国的学生会走得更近一些。一开始，她英文听不懂，一个月之后，她就觉得自己掌握了。

（Helena和同学）

虽然生活方便，Helena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也渐渐有了青春期的烦恼，她想从小姨家独立出来。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刻意不选择在加州的高中，最终来到了芝加哥北边，伊利诺伊州的一所私立高中Lake Forest Academy。比起她的朋友Shannon幸运一些的，这所学校提供住宿。不过一年的花费也达到六七万美金。

作为从美初读上来的学生，Helena觉得美高中国学生不一定是和他们一类人，有些中国学生爱窝在宿舍打游戏，也不怎么和人来往，并不是人人都能全面融入美国文化。

（Helena的宿舍）

但事情可能也会有另一面，同样来自上海，在美国缅因州读高中的赵雯卉，就决定主动寻找英语Native speakers做朋友，这导致她在高中时并没有几个中国朋友。回头想起来，她觉得有点过了。

美高是一个非常考验自律的地方。影响学习的因素很多，一个年轻人在国外成长自然会碰到的种种议题都会有，比如宿舍生活、约会文化、游戏文化、酒精和大麻、同伴压力等等。这些也是中国父母在送他们孩子出国留学时最不确定的地方。

比如，美国是一个大麻比较普遍的国家，在加州等一些地方，大麻还是合法的。所以宿舍里也会不时弥漫着大麻味道。不过Helena认为，对于相对保守的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对大麻还是比较谨慎的，通常在学生派对上能抵抗住诱惑。

但是对于汽车，中国学生通常没有抵抗力，因为地广人稀的美国几乎没有公共交通，非常需要汽车来代步和改善生活。没有汽车的学生蹭同学的汽车出去玩也是惯常之事。在美国，16岁就能开车，而在国内，因为18岁才能拿驾照的门槛使大多数高中生基本和开车绝缘。Helena就经常会蹭同学的车到一些远一点的城镇玩一下。

学生们也会想要自己打工赚点自由的零用钱。他们也知道自己花着家里不菲的费用。赵雯卉的爸爸和她开玩笑说，如果不是送你去美高，我和妈妈早就颐养天年了。她听这些话第一反应是有点抵触，随即又感到内疚和有点心理负担。心想，我要怎样才能不让他们的钱不打水漂？

于是她大学拿到每年一万奖学金，而且通过四五份打工自己赚到了生活费，父母每年只需要再为她负担两到三万美金的学费。

在这么多生活事务的同时，要保持成绩优秀并不容易。中国学生彼此之间有同伴压力的秘密在于，一般一个优秀大学不会在同一个中学同时招收两个中国学生。本身美国大学留给亚裔学生的招生池子就非常小，通常只占总额的5%，那么这些名额更难同时给到同一个中学里的两个中国学生了。所以如果发现有同学和自己想申请的大学相同，就会想着要去比他优秀，在申请中占据主动。

所以中国学生不仅要盯着自己的成绩绩点，也要盯着身边的同胞们。

有一些孩子是在国内初中觉得不能适应国内普遍比较“鸡血”的初中氛围，于是便开始“金蝉脱壳”。

对于来自被认为上海优秀学生最多的民办初中——华育中学的Max来说，他在初中一度压力很大，因为比起班里的“学霸”，他不算一个优秀学生。

到田纳西一所高中读了几年之后，他在今年申请上了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回头看看当年华育的同学，最终出国的也不少，但没几个申到的大学比他排名更高。他觉得自己是弯道超车成功了。

虽然美国的高中也有升学顾问，但是大多数的美高中国学生，还是会选择国内的中介机构协助申请。他们的理由是，国内中介比较了解中国学生，改文书也改得比较细致。虽然要付出一笔不少的费用，但是从家长到学生，都想在大学申请这一关键阶段后有个满意的结果。

专门做美本升学顾问的“树英学会”，近年来每年就有近一半的申请者是来自美高的学生。




3

在美国生活了六七年，Helena承认自己在思维上会偏美国一些。但是，即使上完大学，到时将在美国度过十年时间的她也不会自动取得美国的居留权。国际学生仍然需要通过H1B工作签证才能留在美国。这和居留十年便可自动获得永居资格的英国是不同的。

在美国度过五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大学毕业的去向选择一向都是焦点，对于这些美初美高学生来说，更是不同的道路选择。

在大学里逐渐喜欢上体育的饶泽文，在学校美式橄榄球餐厅做侍应生，很快升做餐厅经理。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NFL的橄榄球明星，其中有一部分今天还活跃在赛场上。在体育圈里逐渐扩展的人脉，使他在毕业的时候得到一个机会，在俄勒冈州一个滑雪训练基地做市场工作，接待了包括中国国家滑雪队等专业训练队，也顺利拿到了H1B的中签资格。一个美国中产的自然路径已经展开了。

（饶泽文大学赛艇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的团队）

而在缅因州读完高中的赵雯卉，大学去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在那里她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去了纽约北边一家做经济咨询的国际公司，在知识产权部门，通过电脑编程工具计算公司间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经济损失赔偿金额。

父亲在她工作前和她说了一句：“爸爸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你，在国内，即使领导是错的，你也要说他是对的。你在美国公司要不也这样做吧。”当时赵雯卉没有反驳，但心里觉得不是这样的。她觉得在工作中还是可以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饶泽文在滑雪基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想自己每天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他有时会开车上山顶，停下来想一想。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在那里，他想为振兴中国的户外运动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那种文化冲突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体验。半年后，他被一位客户邀请到上海，在一个全球化的蒙特梭利教育集团的中国公司担任市场营销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