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那年，我突然得知，爸爸在大陆还有一位妻子。
那是在1979年，爸爸通过香港的战友，和在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经常写信给他们。
有一天，妈妈竟然发现，爸爸经常给大陆的亲人寄钱。那时候爸爸已经退役，家里有四个孩子，花销很大，经济状况并不算好。妈妈为了养活我们，还要去做工。
妈妈不认识字，不知道大陆的来信写了什么，就逼问爸爸，爸爸终于承认，说他在大陆有一位妻子，还有两个儿子。
妈妈无比愤怒。
我的爸爸和妈妈
妈妈是金门人，1955年嫁给在金门当兵的爸爸，那时爸爸已经36岁，来台湾有6年了，中校军衔，比妈妈年长15岁。妈妈告诉我们，那时候她不相信爸爸在大陆没有结婚，结果爸爸找来几个战友向她作证，说的确没有成家，妈妈信以为真，才嫁给了爸爸。
妈妈说，如果她知道爸爸在大陆有妻子，她一定不会嫁给爸爸的。
让妈妈更伤心的是，有一次爸爸和她吵架时，骂她没有文化，说他在大陆的妻子出身大户人家，曾是一名大学生。
其实，我们之前也曾发现一些端倪。我的弟弟易浩文有一次无意中看到爸爸的战士授田凭据，亲属一栏里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易浩光。弟弟问爸爸这是谁，爸爸当时很紧张，说是写错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我们在大陆的同父异母的大哥。
我们几个孩子全都站在妈妈一边，认为爸爸不应该欺骗妈妈。
有一天，我偷偷翻到爸爸的信件，找到他在香港的战友的地址，给那位叔叔写了一封信，告诉爸爸和妈妈吵架的事，希望他能劝劝爸爸，不要再和大陆的亲人联系了，要不这个家就完了。
爸爸和他香港的战友香港的那位叔叔一定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爸爸，有一天我下班后，爸爸对我大发雷霆，我也第一次和爸爸吵架，一生气就离家搬到单位去住。
从此，爸爸在家里就像一位外来的客人，我们相敬如宾，很少有亲密无间的场景出现。直到爸爸去世，他和妈妈之间的心结都没有解开。
而对他的过去，他从来不愿意和我们讲，我们也没有兴趣去打问。
有一个让我难忘的场景是，有一次爸爸接到大陆来信，一边看信一边流泪。这让我有了好奇，想去了解爸爸的过去，心里也隐隐有一些内疚。尤其是当我做了母亲之后，我对父亲的内心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
在和袍泽的谈话中，我能感受到，爸爸一直想回大陆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两岸早日统一。
到了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这对台湾老兵来说，是期盼一生的梦想，而对爸爸来说，却是更大的痛苦，那时他患了肺纤维化，呼吸困难，连下床都困难。回家，已是奢望。
到了第二年端午节前，爸爸离开了我们，年仅69岁。去世前的那天晚上，他已经有了预感，吩咐我们尽快去通知他的一位战友来家里，但是没等到天亮，他就走了。他一定是有重要的嘱托给这位战友，给他最信任的人，但这个嘱托已无人得知。
爸爸去世后，我常常梦到他，在梦里，好像他根本没有走，而且大多是一些很亲昵的场面。我想，可能之前是我对爸爸的偏见，遮蔽了他曾经对我们付出的爱。
爸爸离开后，我偶尔也会给大陆的亲人寄一些钱和小礼物，以此来表达我对爸爸的愧疚。
爸爸妈妈参加我的订婚仪式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大陆的侄女来信，说我好多年前寄给她的一块手表，她一直保留着。我都忘记有过这样的事情，她给我发来照片，我才想起来，那是单位发的一块电子表，不值钱，我留着没什么用，就寄给了她。
这位从未谋面的亲人，让我陡然对她有了一份血脉相连的亲情。
我也劝说妈妈，如果她是大陆的那个大妈，她怎么办？妈妈很善良，她说是真的不容易，守寡一辈子，还要拉扯两个孩子。我说，他们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爸爸寄钱去，是要去做一些弥补，况且那一点钱，怎么能弥补得了对他们的亏欠。
我和妈妈商量，等我退休了，我带她一起回大陆，去看看大妈以及两个哥哥。妈妈同意了。没想到的是，2009年，我们接到消息，大陆的大妈陈淑珍去世了。两年后，我的妈妈也去世了，这让我更多了一份遗憾。
我不能再等了，我要回大陆去看望大陆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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