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五毒攻心 要提防川普转嫁危机

 　　特朗普任职以来，抗议不断，说明他面对的内部分裂程度可能更甚于奥巴马（图源：VCG）

　　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对一系列鹰派将领、内阁高官的任命，让世界舆论普遍担心，美国以对外战争转嫁国内危机的可能或将上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杞人忧天。原因很简单：美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而考诸历史与现实，特朗普手里可供使用的改革手段非常有限，而诉诸战争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之一。

　　当然，“可能性提高”不等于“必然”，其前提是整个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对美国战略的新动向提高警惕并采取切实措施，未雨绸缪。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美国已经“五毒俱全”--五种不同类型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竞相爆发。首先是阶级矛盾。曾几何时，中产阶级是美国梦的核心，是美国社会结构的中坚。而更让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被视为美国之所以不会出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现在已经被拉成了“擀面杖”。

　　也就是说，美国社会不再是过去那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结构；其中产阶级也不再如过去那样庞大、富有且具社会影响力。于是，这些失落的中产阶级成为了“双反”的排头兵：一面高举民粹的大旗反精英、反顶层，一面声嘶力竭喊着排外的口号针对各色移民。

　　其次是区域矛盾。过去中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无比艳羡美国区域间认同的相对平衡与协调。过去，美国固然也存在地区发展的差异，但尚不足以影响到不同区域人们的美国认同。同时，美国似乎更不存在类似疆独、藏独、台独的国内分离主义问题。然而，

　　美国的红州、蓝州早已固化，两党所争夺者，无非所谓“摇摆州”而已。“铁锈带”为特朗普胜选助了一臂之力。除了纽约州，其他全部倒向特朗普。然而，大选结果出来后，倍感失落的东西海岸发达州选民更是怒不可遏地走上街头抗议特朗普“不是我们的总统”；在富可敌国的加州更有人索性打出独立的旗号。这些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不同区域利益取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次，美国的族裔矛盾严重复杂化。它已经从过去相对简单的黑白对抗演变为白－棕（拉美）矛盾，并进一步发展到现在更为复杂的多族裔矛盾，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第四则是代际矛盾。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变成老年人，而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时下的年轻人似乎格格不入。最后则是性别矛盾，即美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在美国的存在由来已久。但是在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制中，这些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地被政治人物所“规避”。这并不难理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选总统也会趋利避害，与其去冒着开罪于种种盘根错节利益集团的危险，去触碰这些根深蒂固且缓解无望的死结，不如玩击鼓传花来得轻松。

　　然而，毒瘤终究会有癌变的一天，终究会夺走病人的性命。如今，美国人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院长早在数年前就指出，美国社会内部早已分为三个世界，居于顶端的是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大老和东西海岸的科学、知识精英们，第二世界是中西部。而铁锈带的实际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则早已向第三世界看齐。

　　于是我们看到，一场金融大海啸袭来，人人都知道是华尔街那帮贪婪者所引致，可到头来那些精英阶层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反而是广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为宝塔尖的为富不仁者埋单。他们终于认识到即便是再发起几场“占领华尔街”也无济于事，于是开始集体走向“反建制”的另一端。具体需要什么才能让美国重新伟大，让社会重归正义，他们或许尚并不清楚；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清醒认识到：美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击鼓传花延误改革

　　都知道非改不可，可是，究竟该如何改呢？以史为镜，回顾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或许能够为我们预判特朗普可能的改革提供参照。美国的第一次系统性变革当属美利坚革命，国父们发表了独立宣言，打跑了大英帝国，建立了合众国，制定了联邦宪法。

　　第二次变革则是19世纪末兴起的进步运动，在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威尔逊（Thomas Wilson）治下，美国不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实现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在国际上也从内敛走向开放，从韬光养晦变为奋发有为，从孤立主义变成国际化，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次是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凭借“新政”与二战的东风，成功实现美国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第3.5次是里根（Ronald Reagan）的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相对于前者，这只能算是半次大变革。

　　冷战后，虽然还不能说维系了整个全球秩序的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正式终结，但支撑这个体系的美苏两强结构已然瓦解，变为美国一超独霸。而与之相应的是美国国内改革的缺位以及对其空前绝后全球优势地位的滥用。前者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国内矛盾积重难返，历届政府击鼓传花、拍腿走人；后者则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和国际信用，不仅四处树敌，而且动摇了自己与铁杆盟友间的战略默契。

　　克林顿（Bill Clinton）挟冷战胜利之余威，把和平红利的好处发挥到极致，创造了至今令美国中产阶级怀念不已的经济“盛世”。然而，锦上添花毕竟不能代替雪中送炭，涂脂抹粉也不能取代刮骨疗毒--克林顿只是用盛世的表象成功地遮掩住他未能对美国社会体制进行深度变革的事实。

　　此后，小布什（George Bush）上任。他并非没有认识到美国的问题，上任伊始也承诺要在教育、医疗、产业升级等一系列关乎民生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议题上取得成绩，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9·11”一声炮响，两场反恐战争把“战争总统”的“桂冠”死死地扣在他的脑袋上。

　　八年前，奥巴马（Barack Obama）靠着不断重复一个关键词“change”走马上任。八年后的今天，美人迟暮，两鬓霜白，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此刻，美国的命运被交到特朗普的手里，他又将何去何从？

　　特朗普的改革工具非常有限

　　特朗普喊着和奥巴马一样的口号走马上任，尚未“登基”就已经锋芒毕露，上任后更是动作频频。可是伶牙俐齿、推特（Twitter）狂舞也难掩其实际上改革手段非常有限的窘迫局面。

　　政治学家通常总结改革所需的前提是：第一，改革需要强人。特朗普是“强人”，可惜强得不在地方。第二，改革需要团结。可是特朗普所面对的内部分裂程度更甚于奥巴马。第三，改革有时需要外力促进，外部危机和敌人往往成为内部改革的动力。而这一点或许将成为特朗普式改革的“突破口”。

　　首先，推动改革需要强人。特朗普是强人吗？当然是，但可惜他似乎强得不是地方。在国际上，特朗普可以一意孤行，挑战美国朝野上下奉行40余年的“一个中国”原则，以至于民主党、共和党、政界学界对他进行“再教育”，告知其何为“一个中国原则”，何为中美关系的基石。特朗普可以大言不惭、朝令夕改，公开说谎还面不改色，但这样的“强硬”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只能是自毁信誉，使盟友离心离德。

　　而面对昔日敌人，特朗普可以一面和俄罗斯普京（Vladimir Putin）在推特上眉来眼去，却又暗度陈仓，加紧在东欧部署北约军力，与此同时继续开罪中国、阿拉伯世界、拉美世界，多面树敌，却“毫无惧色”，可这样的“孤胆英雄”究竟能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什么，还有待于时间检验。

　　在国内问题上，特朗普信誓旦旦要驱赶非法移民，可是“排移”谈何容易？如果是几十万、一百万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可如今保守估计美国数十年积累下来的非法移民不低于一千万，这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规模。

　　其次，改革需要团结。可是特朗普所面对的内部分裂程度更甚于奥巴马。美国竞选历史上，两党更迭后，即将下台的老总统即便不满足于新当选总统，多少也会保持起码的“礼貌”和克制，最多是“做点手脚”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譬如，自民主党人卡特（Jimmy Carter）任总统时起，不少美国总统会在任期最后时刻推出所谓“子夜法例”和行政令，以确保自己的政绩不被继任者轻易推翻。

　　这本不奇怪，可是与前任总统着眼内政遗产不同的是，奥巴马此次在外交政策上也接连向特朗普出招。譬如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美日关系乃至最敏感的美俄关系上，奥巴马利用最后的“跛脚期”频频出手，给特朗普埋雷。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后，奥巴马以及民主党人的反扑姿态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强烈。既然特朗普以推特起家，于是他们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在推特上向特朗普勐烈开火。

　　冲在最前列的有奥巴马前高级顾问丹-法伊弗（Dan Pfeiffer）、白宫前演说撰稿主任费儒（Jon Favreau）、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发言人维特尔（Tommy Vietor）、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Ben Rhodes）等，几乎每天都要聚精会神、斗志昂扬地对新总统的言行进行多次事实“清查”，发表批评。以至于坊间有人戏称是“退休老干部组团干政”。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传统上新总统上任便迅速弥合两党因选战而产生裂痕的和谐场面将被仇恨与拉锯战所取代。

　　最后，藉助外力转嫁风险。他与奥巴马主张多元、巧实力不同，而是依靠商人和军人——观其内阁成员名单可见一斑。所以难怪外界会担心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和军事热战来转嫁危机。特朗普新内阁是二战后民主国家罕见的“军阀—财阀内阁”，与军国主义日本战前政治生态颇为类似，这似乎也预示着特朗普很可能在经济领域或者依靠全世界一超独霸的军事力量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通过挑起一场区域级别的军事冲突，转移国内视线，同时藉助军工复兴美国工业。战场不在美国而在对方，可以吓跑国际投资，逼迫国际资金回流到美国。军事热战与金融冷战相配合，从而完成打击崛起国，复兴美国的使命。对此，全世界需要警醒起来，采取切实措施，未雨绸缪。　　（作者王鹏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