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防副部长：美国即将迎来外交新纪元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约翰•哈姆雷(John J Hamre)表示，美国外交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面对变化中的世界格局，美国外交政策会做出哪些调整或改变，将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哈姆雷现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席。他说，面对中共全球性扩张，以及阿富汗、伊朗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美国外交和政策将进入新纪元。

随着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发展，中共不仅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对手，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成为主要对手。对于新兴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美中之间的格局变化，他们将何去何从——是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与法治的资本主义，还是以中共为代表的极权政府和国家资本主义，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带来考验。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投资13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000亿美元）挽救和重建欧洲经济，并以22亿美元（相当于目前1520亿美元）重建日本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成功遏制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全球的扩张，直至1989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大规模解体，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结束。可以说二战后，美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美国在未来是否应该继续付诸努力甚至代价，来领导世界，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应该回归美国历史上最初的外交主张，采取不参与的独善其身之策？

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关键时刻

哈姆雷近日接受CSIS记者专访时，对上述问题表达了看法。

美国外交政策史经历了5个阶段，他说，上一个阶段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主要体现在世界两大阵营——西方的民主政府与极权的共产主义政府之间的竞争。

“我们很幸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美国的经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贡献在全球获得普遍赞赏和效仿。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的地位有所减损，我们的独特性不再十分突出。

“美国正面临一个崭新的历史时刻和一个关键问题——是继续领导世界，还是已经为此疲倦了？”哈姆雷说。

“从美国历史看，不少美国人感到，为了给世界和每一个人带来福祉，美国（在二战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我们的付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因此有些人希望美国回归到最初的外交模式上，即1820到1898时代的样子——不参与国际事务，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我们真的希望回到这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吗？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所带来的国际社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是我最关切的问题。

其实，目前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横向的（全球性的），而所有的政府都是纵向的（只属于本国）。”

美国以往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应对性行动多于主动性行动”。当美国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如二战和冷战对美国带来的威胁，美国会迅速调整外交政策，制约这些威胁，直到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然后美国的重点将再次转向国内的发展，直到下一个来自外部的威胁出现，再采取应对性政策和行动。

从苏联解体后，世界开始变化，中共的势力膨胀，乃至今天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

哈姆雷说，现在60%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自亚洲。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国际形式。

双方是否处于战略竞争时期？

对这个问题，哈姆雷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这种竞争除了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的竞争。

“我们的政府职能是平衡个人与社会在利益上的关系，防止个人特权超越社会和国民的利益。然而在极权政府之下的中国，一个小群体，估计目前有8000万人，他们是中共党员，决定了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命运。这是我们面对的、和中共在政治形态上的竞争。

“我们了解这种竞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它会如何影响美国社会、人民和自由？”，以及整个世界？

中国和亚洲拥有特殊的地缘政治

二战后，中美切断接触长达22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中外交关系逐渐恢复，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走向正常化。为制衡苏联，美国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给予更多支持和援助，包括帮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

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40多年后，中国的经济崛起，形成了目前与美国竞争的关系。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哈姆雷说，“二战后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不在亚洲（是美国），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美国最初试图在亚洲成立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但没有成功，因为亚洲各国在历史上的关系和渊源太复杂，很难彼此达成联盟，特别是日本曾经是韩国、中国等国家的敌战国。因此，美国改变策略，尽可能让一些国家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彼此签署了一些协约或达成非正式的伙伴关系，让亚洲各国都能平等地获得发展的机会。

“我们对中国从未采取过遏制政策，而是帮助中国进入国际舞台和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借此让中共意识到，选择共产主义是很大的错误，他们如果改变，就会发展的像我们一样繁荣。然而，现在我们意识到，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

我们还看到，中共正在急着说，美国才是问题。”

中共高科技的“警察治国”

哈姆雷表示，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共在掌握了先进技术、脸部识别、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后，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用来控制每个人和每一件事，这种大规模监视的做法和美国的政治存在本质区别。

在美国，我们认为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的空间，并帮助他们获得繁荣，而不是监控和抑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

他说，虽然中共拥有了先进技术，但这些技术大部分来自美国，中共在此基础上给予了进一步发展，就称其为自己掌握的技术。因此，中共到目前在技术上，并没有领先美国。

哈姆雷说，“我们可以做的是原原本本地说出中共的这些问题，让人们了解。我认为，中国有大量的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不希望生活在三级治安官的监控和支配下，不希望这些人来决定他们能否去上大学。所以，我们要指出和曝光中共的这些本质的问题，让人们知道。”

双方博弈 聚焦在“思想和价值观”

哈姆雷说，当中共搭建“一带一路”、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在国外进行战略性投资时，美国在国内造了许多体育馆，“我们快要成为一个娱乐型社会了。我们还愿意为更重要的事情做出牺牲吗？这是美国面对的真正的问题。”

他说，“美国真正与中共竞争的是一种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我们的政治是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的机会，保护和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保持社会的开放、消除阻碍个人发展的障碍。这就是美国的历史，也是为什么在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成为繁荣的象征和风向标……

在过去10多年中，随着中共加强在海外的战略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跟随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和法治民主模式走，还是选择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这才是美国与中共展开的真正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