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万中国人抛妻弃子　为外国作战

　　6月15日下午，法国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仪式，纪念一战中牺牲在欧洲的中国劳工。

　　将近100年前，14万中国人抛妻弃子，应召来到欧洲加入协约国军队，承担了艰难繁重的后勤任务，甚至直接参战，最终大约2万人埋骨他乡。

　　如今距离一战爆发已经过去了100年，世界和中国都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但依旧有许多中国人，漂洋过海加入别国的军队，在与《义勇军进行曲》截然不同的旋律中，抛头颅、洒热血。

　　特殊的生活方式

　　去年1月11日，法国对马里叛军发动了军事打击，从电视新闻画面中，不少熟悉军事的人发现，奋战在最前线的士兵里，有着中国人的面孔。而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的阅兵仪式上，敏感的媒体也捕捉到了中国人的身影。

　　他们不是请来开拓中国市场的演员，而是来自法国外籍军团的中国籍大兵。

　　作为一支专门雇佣外籍志愿兵的部队，法国外籍军团大约有8000多名士兵，分别来自100多个国家。其中最多的是马达加斯加人，其次是罗马尼亚人，然后就是中国人，曾参加阅兵的胡亮说，“一个800人的团里最多有60来个中国人。”

　　胡亮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法国的，因为学业没有进展，于是选择进入外籍兵团。他的战友马凯是来探亲的，他母亲在法国，“有朋友在这里服役，说不错，工资也很高，而且我在中国当过3年兵，所以才来试试。”而渴望在巴黎开餐馆的李厚霖，则是怀揣欧洲淘金梦的偷渡客。

　　他们加入外籍军团的目的很明确：根据法国规定，不论是否偷渡，也不管是否犯过法，只要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加入外籍军团并服役5年即可获得10年居留权，并优先申请法国籍，作战受重伤更是可以直接获得国籍。除此之外，理想、自由和理念，“全他妈扯淡”。

　　当然，在国籍之前，他们首先要保住性命。“不久前去非洲乍得，坦克上就满是枪眼。”胡亮说，不同于解放军，法军从未远离战场，当兵的风险更大。

　　李厚霖是1995年第一次触摸死亡。在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轮船上，他和战友享受一顿最丰厚的晚餐，而与海鲜、鹅肝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份打印好的法文遗书。没有政委谈心，也没有火线宣誓，他们要做的，只是在遗书的空白处写下亲人的联系方式，然后签名。

　　轮船刚刚靠岸，一些战友就“失踪”了；踏上战场不久，还没看到一个敌人，就有两个大兵当着他的面，拿冲锋枪顶在自己的喉咙上死命扣下了扳机。李厚霖也面临崩溃，“我拼命想四年后的事情，那时我肯定拿到法国国籍，成了大老板，我会活到那天的。”

　　5年后就退役，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兵的选择。也有1%的人选择续签合约，继续服役。张明俊就是其中一个，由于表现突出，他提前得到了长官的承诺，将其调到巴黎做文官，“类似于法国的公务员，而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5年后，张明俊再次续签，“根据规定，在外籍兵团连续服役15年，可终生领取每月一千多欧元退休金。”

　　选择退役的李厚霖终究做了老板，2007年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后者盯着李的奔驰320说，“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这位上司并不知道，彼时的李厚霖，刚刚放弃了拼命换来的法国国籍，准备回中国发展，后来他常对朋友说：“现在做中国人才有优越感呢！”

　　用生命换国籍

　　在国籍和生活目标的选择上，李厚霖和张明俊们从来都是现实的。

　　这是外籍军团教给他们的丛林法则。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加入外籍军团第一件事，就是学唱法国军歌，参加法国国旗的升旗仪式，但是他们不需要背叛之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教官们在他们的耳边洗脑式地咆哮：“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

　　这也是他们加入外籍军团的基因。“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新兵面试时，戴着贝蕾帽的法国士兵大声问道。“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一名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他也是中国留学生，来自天津，20岁。

　　事情并不总是这么简单，马凯说，“一奏《马赛曲》，感觉就不一样。以前升的是中国国旗，现在升的是法国国旗，有时心里直哆嗦。”

　　来自台湾的大兵小吴，体会不到这种纠结，他纯粹为了“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才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他最热衷的事，是在网上介绍外籍兵团征兵条件、中国大兵的生存状态，他还申请加入伞军团，渴望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

　　2007年，小吴出海度假时遭遇风暴，从此失踪。法国警方在报案24小时才进行搜救，外籍军团在官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此外法国军方没有任何表示。

　　“法国人压根就没关注过外籍兵团的伤亡。”张明俊愤怒地说，对法国人来说，外籍兵的伤亡只是一个数字。

　　相比之下，加入美国外籍军团的孙明，收获了足够的“尊重”。

　　同一年的1月9日，19岁的孙明在一次巡逻时遭遇袭击，中弹身亡，成为第一位死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中国籍大兵。13天后，布什政府追认他为美国公民，并授予他青铜勋章和紫心勋章。而孙生前所居住的加州，时任州长施瓦辛格下令州政府和州议会大厦降半旗致哀。

　　孙明是1995年8岁时从中国移居美国的，但直到2006年读大学后才拿到绿卡，绿卡刚到手他就报名参了军——这一年，有大约8000名“绿卡族”参加了美军，根据规定，他们可以免交申请国籍的费用，并缩短审批时间，战死后直系亲属可以尽快加入美国籍。

　　据报道，孙明有两个夙愿：一个是参军，一个是取得美国国籍。10个月前，孙明实现了第一个愿望；10个月后，他实现了第二个愿望。

　　大约有200多名美国人自发参加了孙明的葬礼，巧合的是，在孙明之前有大约200名外籍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阵亡——2003年4月攻打伊拉克时，美军动用了3万多外籍士兵，几乎是这群人的全部，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准美国人”。

　　孙明的故事传回中国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次论战，争议围绕着孙明为了成为美国人去伊拉克打仗，支持者称赞他是“英雄”，反对者批判他是“罪人”。

　　支援世界革命

　　不是所有帮国外军队作战的中国人，都是为了换一个国籍。

　　去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描写尼泊尔共产党（毛）游击队的文章，提到一名叫严良斌的中国青年。2004年，这位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的西北大学毕业生，通过旅游签证进入尼泊尔，几经周折后找到并加入了尼共（毛）游击队。

　　“在尼泊尔，你可以用武器追求你自己认定的真理和正义。”严良斌说，为此2005年参与袭击当地一个警察局的武装活动时，他还受了伤。

　　在毛泽东思想发源地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们看到这篇报道后十分惊讶，他们已经很难想象现在仍然存在一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年轻人，在一些论坛，网友们甚至称赞严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21世纪支援世界革命的唯一中国人”。

　　严良斌不是第一个中国的切·格瓦拉，至少半个世纪前，就有无数下放云南的知青，怀着“革命不朽”的信念和骄傲，加入了缅甸共产党，在热带丛林里最长打了15年的游击战争。

　　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没有人能说清楚。一位当时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的游击队干部回忆，最多的一天他接待了600名中国知青。而根据非官方资料，1966年缅共游击队只有几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一下子激增至三万人，最高曾达到五万人。

　　不久后，知青们的“敌人”奈温政府开始被中国政府接纳。1976年中国官方派驻缅共的军事顾问组撤回国内，送行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由于自愿输出革命，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直到1980年国内出台政策，他们才艰难地找回丢掉的身份。

　　几十年后的今天，饱尝改革开放甜头的中国人早远离了“革命”的土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公开对外宣告：“中国不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显然，网络上称赞严良斌的人，或许只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历史投影。

　　相比之下，人们更关注的是另一个暴力的拥趸——王波，抱着一杆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走进中国人视野的他，更直接地戳中了后者的敏感神经。

　　在中东作战

　　去年9月，《环球时报》提到了这位改名“优素福·王波”的中国青年。

　　当时，大约50名左右自称是王波朋友的利比亚当地人，举着王波的照片，到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询问王波的下落。其中一位叫萨卡西的人说：“8月23日，王波经土耳其返回北京，但在机场乘客区失踪了，他有可能被绑架了。”

　　对利比亚人来说，王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时，王波在利比亚的一家中国公司工作，他没有遵从中国要求公民撤离利比亚的命令，而是留下来参加了内战。

　　他利用中国人的身份，用车辆偷运食品和药品，帮助受伤士兵撤离，参与过为北约轰炸确定战略目标的行动，甚至还在的黎波里发表演说谴责卡扎菲。

　　利比亚内战结束后，反对派武装的“好兄弟、好朋友”王波并没有收手，他转身参加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并上传了一段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射击的视频，作为证明——这也让许多人相信，王波的失踪，其实是去叙利亚参与新一轮“圣战”。

　　但发布第一条消息10天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再次援引外媒消息称，王波此前一直住在土耳其比莱吉克省，他需要每周到当地警察局签到，8月26日那天他一去无回，只是在电话里告诉妻子，自己将被遣返回中国。

　　除了王波，根据以色列此前发布的“在叙利亚作战的外国人”系列研究报告，中国还有接近100人在叙利亚参与“圣战”，他们都是“东突”恐怖组织成员。

　　在这些人眼里，中国国籍不过是可以随意丢弃的标签，他们只想随意在大街上拿把冲锋枪散步。同样的，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些人也已经蜕变为敌人，这是对和平的眷恋，是对战争的厌恶，无关信仰，也无关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