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这两位国家领导人都在巩固个人权力，分别达到了两国近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心目中理应充当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却对二人的举动表示赞扬。
10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将它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运动亦已全面展开，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此外习近平还以“反腐”的名义，对政治对手实施全面清洗。
几天后，轮到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对多位高级部长和王室成员实施撤职或拘捕。借口也是腐败，目的同样是排挤对手，因为他打算继承年迈父亲的王位，改造这个王国——最好的可能会是在沙特实行已故伊朗国王采取的那种独裁自由主义（当然，与目前的情况相比会是一种进步）。
习近平和穆罕默德并不是孤立现象。我们正处于又一个铁腕领袖当权的时代：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以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特朗普不是其中之一——美国的体制不允许他这样做，周二的选举令人愉快地提醒我们这一点——尽管他的心理侧写符合强权领袖的特征，也渴望获得他们那种程度的控制权。
我们也生活在又一个民主自我怀疑的时代。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低增长成了新常态。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打赢自己参与的战争，既为采取行动（伊拉克）而后悔，也为不作为（叙利亚）而后悔。我们生活在自己都鄙视的文化中，却找不到任何改善的方法。国会处于瘫痪状态。党派分崩离析。总统是个笨蛋。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它似乎每隔40年左右就会重演一次。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也是独裁复兴、民主衰退的时期，人们厌倦了以程序为基础的政治，转而对领袖魅力与效率的政治充满热情，抑或希望两者兼得。
进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对苏联的评价是：“我看到了未来，它很光明。” 他还说：“自由的概念是错误的，是西方暴政的后遗症。”
不过，这次有所不同。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以及后来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时期，美国推选的领导人都认为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更优越。他们崇尚民主，赋予它使命感和崇高的道德目标。
1982年6月，里根对英国议会表示，“我很乐观。”他还说，“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留在“历史的废墟里”。里根讲这番话时，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基准利率达到15%。但他是对的，他很有先见之明，他的信心充满感染力。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他觉得盛大的阅兵仪式令人兴奋。他对习近平说，“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还祝贺习近平“非同寻常地提升”至终身独裁者的地位。他没有提到的是，正是此人的政府近年来绑架了香港书商；监禁了该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软禁了他的遗孀；在国际水域扣押了美国的海军设备。
至于沙特阿拉伯，特朗普在Twitter上赞扬了它的清洗行动，称王储和他的父亲“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说那些被“严厉处置”的被拘留者“多年来一直在‘榨取’自己的国家”。
美国两党的总统们，包括罗斯福和里根，始终知道如何与那些司法和政治标准低于我们的政府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此外，之前的美国政府在面对其他国家的内部动荡之时，会谨慎地保持外交沉默。
然而，特朗普对共产主义专制独裁者和沙特政治镇压却给予了溢美之词，这使得一切都不同了：美国总统却在赞扬非美国的价值观。当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大肆赞美罗马尼亚专制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令保守派感到愤怒。面对如今的总统，他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特朗普政府已提议大幅削减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资金，它起源于里根1982年的演讲。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放弃了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正在积极考虑将推广民主从自己的使命宣言中抹去。
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是从过去民主泛滥的惨痛经历中学到了教训。但它不免让人觉得，我们这位受阻挠的铁腕领导人好像对其他铁腕榜样嫉妒不已。而且它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铁腕时代不受阻拦地向前推进，谁将站出来捍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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