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情人 中国科学基金“小会计”贪污挪用2亿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网上官天乙综合报道：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经费管理处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公款案发，2004年11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卞中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法院介绍，今年４１岁的卞中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１２６２万元，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１亿９９９３万元，伙同其主管领导、经费管理处副处长吴锋挪用公款１０００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卞中所犯贪污罪罪行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鉴于卞中在被抓获后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大部分赃款已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会计，何以张开鲸吞之口大肆贪污挪用公款两亿多元？他贪污、挪用的公款去向何方？

法制日报报道称，卞中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一位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母亲是某科学院的研究员。卞中在家里排行老小，哥哥姐姐从小都非常优秀，姐姐大学毕业后很快成为单位里的骨干，哥哥在加拿大一所名牌大学工作。而卞中却只是在北京第一商业局干部学校读了一个大专。1992年7月，已经29岁的卞中毕业后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当了个会计，这让卞中也感到了深深的自卑。

更让卞中苦恼的是他的情感生活。因为其貌不扬、收入不高，亲戚朋友托了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却都杳如黄鹤，他苦恼得常常夜不能寐，后来干脆落下了个神经性失眠的毛病。由于长期心理抑郁，还没来得及接触女人的卞中却对女人丧失兴趣。

作为一个事业平平、又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卞中内心的痛苦无人知晓。为了缓解郁闷和痛苦，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卞中天资聪颖，脑子好使，对本职业务颇为钻研，他认真的态度和老好人的性格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

1995年基金会的财务人员参加全国会计师统一考试，只有卞中一人顺利过关，这让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刮目相看，卞中的桃花运也随之而来。基金会直属的机关服务中心会计姚琴找卞中帮助她复习功课，准备迎接1996年的考试，卞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卞中满口答应帮助姚琴，不仅因为他觉得这是展示自己能力与才华的大好机会，还在于姚琴是个仪态万方的成熟女人，她虽然比卞中大3岁，但长相标致身材娇好，在单位里人缘也不错，卞中对她倾慕已久。

从1996年4月起，姚琴每周两次到卞中家里请卞中辅导功课，他俩慢慢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卞中的倾力帮助下，姚琴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了1996年全国会计师资格考试。之后，姚琴为了感谢卞中，特意下厨为卞中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三杯酒下肚，心旌摇动的卞中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将姚琴抱住……

从来没尝过爱情滋味的卞中成功地在姚琴那里做了一回男人，此后姚琴的影子再也无法在卞中心头抹去。偶尔红杏出墙的姚琴却认为自己有家有孩子不该这样，她开始有意疏远卞中。

为了博得姚琴的欢心，卞中非常神秘地对姚琴吹嘘自己手头有一大笔巨款。他对姚琴说，他的一个朋友过去是做投资生意的，曾经集资了一大笔钱，还没来得及动用这笔钱，这个朋友就出车祸死了，如今这笔钱就在他的账号上。有了这笔钱，他就是国内首富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国内首富”身份，为了在姚琴和她的家人面前撑“面子”，卞中决定送一笔钱给姚琴，他让姚琴找个账户，要给她划拨一笔钱过去。姚琴就找到自己的哥哥姚剑，姚剑很快把一个上海的账号告诉了卞中，卞中随即把137万元转到了那个账户上。

为了讨得姚琴的欢心，卞中除了给她买名贵首饰、送豪华住宅和轿车之外，还接二连三地将巨额公款挪用给姚琴的哥哥姚剑使用。对于拥有美籍华人身份回国创业的姚剑而言，成立属于自己的公司开创一番事业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卞中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机会。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卞中挪用公款情况》中，列举了26项挪用公款的情况，其中有10项是挪用到了姚剑的东方旭阳公司，最大的一笔是6000万元，总额超过1亿元。

如此这般，卞中利用自己掌管专项资金下拨的权力，采用虚构拨款事实，伪造财务、银行对账单，削减拨款金额等手段，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共计2.2亿余元。他的职务犯罪行为从1995年一直持续到2003年案发。



小会计何以玩转两亿元？ 新来大学生发现巨贪



　　南方周末文章说，一个小会计贪污、挪用2亿元，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有史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因数额巨大最终交由北京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部分科学界人士震惊之余深感痛心。而作为案发单位，基金委同样感到震惊和难堪，案发前它们丝毫未有察觉。

　　2003年春节刚过，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刚来的大学生李刚(化名)上班伊始便到定点银行拿对账单。以往这一工作由会计卞中负责。

　　一笔金额为2090万的支出引起了李刚的注意，在其印象里他没有听说此项开支。这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找到卞中刨根问底。或许是从未被别人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卞中慌乱中如实相告，他把这笔钱借给了一位朋友。

　　当天卞中便约李刚私下吃饭，席间拿出8万元现金希望他不要声张。这一举动更是吓坏了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李刚最终选择了向领导举报。2003年2月12日，卞中罪行以这样的情形被最终发现。


　　卞中震惊了整个基金委。在同事们的普遍印象里，其貌不扬的卞中实在很不起眼。他常常独来独往，沉默寡言中有点不太合群。在基金委工作的十年间，他为人低调，甚至容易被人轻视。“卞中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在旁听卞中案的间歇时说。另一位工作人员说：“初闻此事感到非常震惊。实际上，我们单位是一个非常清贫和清廉的地方。”

　　卞中的犯罪始于1995年。这一年6月，卞中在和邻居陶进聊天时提到自己的单位“特有钱，有大量闲置资金可以拆借”。陶进马上说，他朋友翁永曦的公司在湖北蒲圻县搞一个电厂项目正缺钱，不知能否从基金委借点儿。陶进承诺，如能搞到钱，公司可出高息。

　　经过与经费管理处副处长吴峰商量后，双方达成一致。在这次交易中卞中和吴峰共获得利息294.5万元，钱被堂而皇之地放在吴峰办公室的铁皮柜里。当时两人胆子较小，一直未敢动用。后来，吴峰害怕办公室被清查，让卞中把这笔钱转移至卞中家中。

　　没有感受到丝毫危险的卞中如沐春风，而此时的基金委依然处在平静与和谐当中。实际上，几乎与卞中、吴峰作案的同时，另一桩要案也在基金委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时任基金委综合计划局计划财务处处长的秦登才在1994年7月和1995年2月两次将400万元基金以委托存款方式贷给私人公司，最终导致无法收回。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时隔数年后此案才被发现。2002年64岁的秦登才被以玩忽职守罪起诉时，已经退休四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2月。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去年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拨款已经达到20亿，为历史之最。

　　每年能够掌管20亿元资金的使用，这就是基金委被外界称为“有钱”的原因。而卞中挪用的2亿元便相当于其中的十分之一。所有从卞中这里得到过好处的公司都清楚，“卞中他们单位特别有钱”。这一点，从卞中往他们账上打钱时的出手阔绰便可看到———动辄百万、千万。

　　卞中挪用最大一笔款项是6000万元。2002年12月，卞中通过伪造银行进账单、编造银行对账单直接将6000万巨款挪用至北京汇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用于该公司的工程验资及日常开支使用。而据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有关人士透露，这6000万是经中央领导同意，基金委特批给中科院几位院士用以专项研究的专项资金。

　　卞中案主办人、海淀检察院反贪局刘晓斌告诉记者，卞中的犯罪直接导致了众多经过严格程序申请到基金的科研机构要么拿不到钱、要么只能拿到一部分钱。一些申请项目因长期拿不到经费，时过境迁而被迫中止或取消。

　　卞中的作案手段采用最多的便是退汇重拨和伪造进账单。从1995年作案至案发，他所有共计26笔贪污和挪用犯罪绝大多数以此法炮制。

　　最多的时候卞中曾一次凭空伪造出25家受资助单位。2002年4月，基金委批准拨出项目经费1135万元，卞中分两批执行，其中一笔518.8万元私自转至某公司。同时，卞中展开想象力伪造了给25家科研院校拨款的进账单将518万元平账，这些机构包括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诸多知名院校。

　　令人惊讶的是，从1995年至2003年的8年时间，如此频繁的大批资金的不明流转并没有引起基金委主管部门的注意。卞中担任会计期间，财务局等主管部门都未很好地查过财务账。仅有的几次，卞中以正在调整账目为由得以逃避。

　　当下面受资助单位打电话催款时，卞中要么说，手续还没到财务，要么通过倒账先打一部分钱过去救急。负责管章的吴峰出差时很多次就把章留给了卞中，在经费管理处那间三个人的办公室里，没有上级查账，没有旁人监督，卞中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默默地导演着“进进出出”的大戏。　　

　　负责卞中案侦查的海淀检察院认为，尽管此案属于卞中的个人犯罪行为，但基金委也负有严重的失察责任。卞中的作案手法并无特别之处，只要有一个环节有所监控就可暴露。办案人员因此感慨：“查到最后感觉偌大一个基金委，拨款权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个会计手中。”

　　由于基金委涉及资助项目和范围众多，为了减少填写支票的工作量，项目拨款长期一直采用“打包拨款”，按京内和京外两部分来打包，30家单位为一包。每张支票或汇票上一般填写的是×××等30家单位，总金额×××元，然后在支票后面附上拨往30家单位的银行票据。如此大规模的多张票据，容易为替换银行票据提供可乘之机。

　　基金委一直采用“以拨代收”的会计核算方式。项目款从银行拨出后，收到银行盖有“附件”字样章的回单和银行对账单后，即视为对方单位收到款项，不再要求收款单位提供收款发票。这种资金拨付中的开放管理，造成外部监督不力，一旦改变资金走向则很难及时发现。

众多媒体在报道卞中案时颇有些意味地将卞中称为“小会计”。他被描述为在公开场合，为了伪装自己却带盒饭、骑自行车上班。一个骄傲地向女友宣称自己是“中国首富”的人。海淀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描写过分夸张，卞中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相反还有些自闭。卞中将绝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女友及其家人身上，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钱实际很少。

　　南方周末透露，在单位说话不多的卞中长期以来却对单位收入分配不公心存不满。“我们这些人累死累活地干，上面凭什么白拿那么多”。




　　为科学基金立法势在必行


　　———南方周末专访自然科学基金法研究学者刘永艳博士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法”课题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博士刘永艳清楚地知道，这一法律草案很有可能再度搁浅。这种平静的反应同样出现在当她得知基金委会计挪用2亿基金的消息后。

　　“我一点都不觉得震惊，出事是迟早的事儿。”刘永艳认为，这不是科学基金制的问题，而是基金管理没有法律保障的问题。

　　记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过多年工作交往，您如何评价它的内部管理？

　　刘：据我所知，基金委内部的管理规章和办法并不少，而且规定也非常详尽。为什么还是出现问题呢，我认为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而言，这些规章制度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规章所要规范的内容就统统变成了权力。另外，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科学基金制，这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内部问题，作为科学基金制的管理者，谁从外部监督保证科学基金的公正使用同样重要。

　　记者：什么是科学基金制，能否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刘：科学基金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拨款，通常是由政府设置一笔资金，采取自由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办法，引入平等竞争机制，对科学研究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助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不能迅速获得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科学基金制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它和一般基金制不同，它资助的范围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制的资助形式和运作方式是政府财政拨款，主要依靠科学共同体进行民主管理和专业管理。1981年，中国科学院89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在基础研究领域引入科学基金制，第二年就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基金。运行几年后，1986年，国务院正式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基金的管理。

　　记者：国外的科学基金制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吗？

　　刘：科学基金制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所首创，对于它的法律保障也以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典型。德国、美国比较有代表性。德国从联邦宪法和基本法律到各州的基金法，以及基金会内部章程等等从上至下有一套法律体系。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更值得研究了。在NSF的50多年中，美国有123位诺贝尔奖得主得到过NSF的支持。为什么NSF能够发挥这么显著的作用？除了研发体制和标准化的投资管理机制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时有一部《国家科学基金会法》。这部法律对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编制、组织机构、成员资格和任期、决策程序，对于资助项目的成果管理、国际合作和对外协调、财务管理等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2001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也引起了科技界和法学界的关注。这部法是经过长时间酝酿准备包括向议会游说最终得以通过的。

　　记者：据我所知，我国关于制定自然科学基金法的立法动议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一直争议不断，到底是立法技术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两方面原因都有吧。1997年，由国家科委牵头组成起草小组，最终形成一部《科学技术基金法》的草案(送审稿)。但在提交国务院审议后由于在社团管理、资金来源和使用、科技基金的税收等问题上各方存在分歧而被搁置。这几年全国“两会”，建议自然科学基金立法的议案依然不断。

　　单独为自然科学基金立法，这一观念并不为更多人所接受。因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基金，除了由公民和法人捐赠的各种民间基金会外，与自然科学基金相对应的还有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外科学基金制几乎没有这种人为的分离局面，其资助对象是基础科学研究，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因此，要解决科学基金的规范运作问题，我觉得首先就要通过立法确定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淡化并改革两个科学基金的界限。

　　记者：在单独立法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有效管理和监督基金组织？

　　刘：首先，可以在现有的科学基金制结构之下，注意发挥现有立法在规范基金制上的作用，比如《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修改一些不符合客观形势要求的条文，强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基础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者，可以考虑分别健全科学基金法律制度，规范组织和管理。例如，先研究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来源、资助对象和评审程序、资助成果的使用和保护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基金管理组织的地位、职能等问题。在积累经验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考虑制定一部规范和保障科学基金的法律。目前，最为重要而且可行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健全和完善其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据了解，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件事，有关专家学者正在进行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