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鸣杂志文章说,在元月九日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九个政治局常委,唯独黄菊没有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世界财经报道》就率先报道说,中纪委将披露陈良宇案进展:“随着调查的深入,陈的违纪违法问题,比最初公布的还要严重。”然而,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没有提及陈良宇案的具体查处情况,仍然是千篇一律的口号:“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由此可见,他是一手紧攥着权力担心被抢走,一手心不在焉地调侃,正表明他“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的无奈。 全会公报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公布“陈良宇更严重的问题”,只是通过媒体说:“至于为外界广为关注的上海社保案,接近纪委系统的人士称,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据相关人士透露,一般而言,陈良宇案涉案问题会比已经公布的严重。”这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报道,不仅说明胡锦涛执政以来的政治制度没有进步,更凸显他执政能力的脆弱;不仅证明胡锦涛扳不倒上海帮,更主要是对陈良宇及其后台无可奈何。民众早就臆测,即使将来公布了陈良宇案的“最新进展”,那也是经过“过滤”、“缩水”之后的“洁本”。
贾庆林:不走西方民主道路
去年十一月,胡锦涛的智囊之一,中国编绎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文章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知识界、文化界,有些人认为是胡锦涛啓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俞可平的话音刚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就公开地跳了出来,他在二00七年元月号《求是》发表文章《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文章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言而喻,贾庆林的文章是针对《民主是个好东西》来的,是认为“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上海帮剑拔弩张,引而不发
现时中共高层最大的隐患在政治局,人们传说的“胡曾联手”是一种假象,曾庆红不是弃张鲁而投刘备的马超。 曾庆红的支持者呼吁:“党内要恢复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时期。”这是毛泽东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格局。一位江家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内部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把着三个大权(指党政军集一人身上)。也就是指胡锦涛不能一人独揽大权。 “分权”不是目的。曾庆红逼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是瓜分胡锦涛权力的第一步举措。 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江泽民退位时,即使一百个不愿意,他最后不得不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因为他不能违背中共体制的“潜规则”。交权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经过四年的运作,被江泽民视为看守政府的胡锦涛似乎失去了操控大局的能力,上海帮现在是剑拔弩张,引而不发而已。 毫无疑问,黄菊已经“一蹶不振”,从此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这些并不会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大局。从国内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曾庆红更加活跃。黄菊的下台,将可保全曾庆红等人“成就大业”,将胡锦涛困在核心,有如泥牛入海不能自保。
胡权力可能被架空
最近,社会上有两件事又一次吸引海内外的注目。一件事是四川大竹县十六岁的迎宾小组遭强暴惨死引发万人抗议,愤怒的群众自发地聚集起来,要求追查凶手。地方当局出动了大量的防暴警察和部队,双方发生冲突,多人受伤。期间事发酒店被愤怒的群众放火。另一件事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一个非法采煤点采访时,被矿主纠集八名不法人员殴打。兰成长被打伤,次日死亡。地方当局不仅不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声称兰是因“敲诈不成被打死”。两件事皆暴露了官权的黑恶。 胡锦涛上台以来,从提出“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到倡导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从修订党政干部廉政手册到中央“空降”省、市纪委书记,为什么官权反而更加凶残,更加贪婪呢?其主要原因是胡锦涛无暇顾及底层与民间,他本身处在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只好“放官自流”。 要肃清上海帮,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剖上海,全面调查从江泽民在上海当政时期以来的上海政治与经济,这才是上策。但是,胡锦涛没有能力这样做。现在,他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共十七大他很可能会被架空。 胡锦涛不具备毛泽东的政治资本与煽动性,他不可能登高一呼,群山响应;曾庆红也不可能巨手一挥,人仰马翻。胡锦涛在斗智斗勇方面肯定会逊色于曾庆红。曾庆红将会取得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腐败权贵的支持,而胡锦涛也许在道义上取得弱势民众的拥戴,两者将不会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