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实在不值 30万让北京地震局副局长落马

每个官员犯罪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杜甫来的特点在于，他是从中国地震局机关“带钱下派”到北京市地震局的官员，却把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与其他同样身居厅局级高官动辄贪污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不同的是，他贪污的数额只有区区30万元，而且这些钱全部都是他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除此之外，杜甫来既无斑斑劣迹，也没有什么桃色新闻，这倒让人感到杜甫来这个贪官有点与众不同了。

检察日报报道，2007年1月26日，根据北京气象台的预告，这一天的天气似乎不太好，所以唐朝诗人杜甫没来，他也许忙着为“为秋风所破”的天下寒士写诗或者给自己的茅屋苫稻草去了。而杜甫来却来了，他来到北京市高级法院的法庭上，因为他赴任时带来的那30万元没有像杜甫一样去修茅屋，而是为牛栏山地震台“抹水泥”了。而这一抹，不但抹掉了他的局长“宝座”，还为自己的人生抹上了11年的牢狱之灾。

荣登高位，带钱下派当局长

杜甫来似乎跟11月有点缘分，他11月出生，11月带钱下派，11月拿了不该拿的钱，11月被羁押。这个“11”，我们用口语读起来可以念做“要要”，正是杜甫来“要”了不该“要”的钱，才把自己撂进了监狱。

３０万元换来１１年徒刑，杜甫来实在不值，但确实刑罚相当。

在近年来落马的厅局级贪腐高官行列里，杜甫来是一个“另类”。

1955年11月出生在北京市的杜甫来，在担任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之前，一直在中国地震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主管行政后勤和分房等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杜甫来的工作干得还是比较出色的，不然也轮不上他下去任职。

2001年8月，时来运转的杜甫来被任命为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一下子从处级干部变成厅局级官员，45岁的杜甫来应该说是吉星高照了。任职命令下达之后，因为中国地震局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要把中国地震局的扫尾工作完成之后才能赴任。这期间，上级领导交给他一项任务：拿30万元准备给中国地震局领导装修房子。

2001年下半年，中国地震局最后的一批福利分房开始了，分房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副主任杜甫来是最忙活的人之一。怀着新官上任前的喜悦，杜甫来决定在中国地震局“站好最后一班岗”。

分房工作结束之后，一位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最近局里给局领导们分了房子，但都是毛坯房没法住，有人曾向我建议，给局领导的新分房做简单的装修，据说其他部委也有这样做的。这件事情打算安排你来负责，但这事在国家局办怕影响不好，你马上就要到北京市地震局上任了，可以随着你下到北京局一笔钱，如果定下来给国家局的领导装修，就从北京局的这笔款中出钱，如不能装修用，就算给北京局一笔经费，支持你杜甫来的工作嘛。”

对于领导的指示，杜甫来自然是不敢打什么折扣，再说，带着上级的下拨款赴任，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对新任的官员而言也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中国地震局领导不用这个钱了，自己到一个新单位当副局长，有这笔钱用起来也方便。况且，杜甫来被任命为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之后，他分管的政务、地震应急救援、后勤服务、基建、工会与老干部工作，与在中国地震局的工作差不多，只不过由部下变成领导而已。

2001年11月，杜甫来到北京市地震局上任。2001年12月13日，中国地震局计划下拨给北京市地震局基础改造专项维修款人民币30万元。

这30万元到账之后，杜甫来跟主管计财处的副局长打招呼说：“我从中国地震局带来了30万元专款，这笔款子由我使用。”因为北京市地震局此前经常接到中国地震局下拨的专项或课题经费，一般也都由负责该项目的人员使用，所以这位副局长把30万元由杜甫来使用的情况告诉了计财处处长，并在中国地震局 2001年计划项目表上30万元旁边注明“杜局管理”。

按北京市地震局的惯例，专项经费、课题经费虽由专人使用，但大笔的支出则应由局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而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经费支出管理办法》的规定：现金、支票、转账等经费支付2000元以上，经计划财务处审核后，报主管局长审批；局管经费5000元以上的支出，由局党组讨论通过后方可支出。但是，分管计财处的那位北京市地震局的副局长并不知道杜甫来拿这笔钱的用途，他“不方便问”，杜甫来也从未跟他说过。

　　明修工程，暗度陈仓贪墨30万

在2001年12月13日拨款计划下达几天之后，中国地震局的那位领导就跟杜甫来打招呼说：“因为没有找到给局领导装修的依据，这30万元不能用于给领导装修了，你们北京市地震局就作为经费留用吧。”杜甫来一听，自然是喜上眉梢。

除杜甫来外，中国地震局的领导没有和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领导就该款的情况打过招呼，也从未说过这笔钱归杜甫来使用。那位领导觉得，既然是下拨的款项，北京市地震局如何使用，他就没有必要过问了。

这笔钱就此成了上边不说，下边不问的钱。区区30万元，顿时变成了杜甫来面前巨大的诱饵。他侥幸地以为，这件事既然上下都没有通气，自己带来的 30万元自然就应该归自己支配。但是，杜甫来并不想把这笔钱用在公家身上，他想一口吞下这笔钱。但怎么顺理成章地“花”这笔钱呢，杜甫来很快想起一个个体包工头傅老板，这个傅老板挂靠在一家建筑公司，曾在中国地震局做过一些装修类的小工程，跟杜甫来打过几次交道。

2001年底，杜甫来把傅老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做个30万元的工程预算和合同。杜甫来说：“马上到年底了，中国地震局下拨了一笔钱，年底花不出去的钱中国地震局就要收回了，你做个30万元房屋翻修方面的预算，我把钱汇给你，你再提出来给我，至于活儿怎么干，明年再说吧。”随即，杜甫来跟傅老板讲了具体工程等内容，工程地点是牛栏山地震台。

杜甫来在北京市地震局分管基建等工作，傅老板自然需要杜甫来的“关照”。他很快让预算员做了一份30余万元的工程预算书交给了杜甫来。不久，杜甫来给了傅老板30万元的支票。傅老板把支票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并按杜甫来的要求，从他挂靠的建筑公司开了一张30万元的发票交给杜甫来报账。

但是，这个傅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会白帮杜甫来这个忙，他告诉杜甫来，开发票要交大约3万元的税。杜甫来急于拿到现金，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傅老板分3次共交给杜甫来27万元。而30万元的“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自然并没有实际发生。

杜甫来从傅老板那里拿到发票之后，立即把合同、预算书和30万元发票交给计财处长，计财处长就按照杜甫来的要求报账了。

天衣有缝，杜甫来变成“倒霉蛋”

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的财务规定，动用这笔款项，就必须在局务会上讨论。支出这笔款项要有主管局长的签字、工程预算书、工程合同，且均要提供给计财处备案存档。但是，这笔支出并没有在局务会上讨论，只靠杜甫来自己的签字，就顺利报账了。

报账意味着工程已经完工了，平账了。这30万元的支出既没有上过班子会，此后几年杜甫来也从来没有向班子会汇报过。从2003年起，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开始招投标和后来几次实际施工，都是杜甫来负责，但这些项目的几次维修工程也都不是傅老板干的。杜甫来从此再也没提那笔30万元的事情。后来北京市地震局领导班子调整，局长是新来的，更不了解情况，杜甫来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杜甫来以为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凡是衣服都有缝。2005年11月3日，杜甫来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检察院正在查那笔30万元的去向，杜甫来顿时慌了手脚。

第二天一大早，杜甫来跑到局长办公室，慌慌张张对局长说：“2001年底，中国地震局下拨一笔维修经费，是准备维修牛栏山地震台的，这笔款我已支付给一家建筑公司了，想请他们来做维修工程。这笔钱一直没有使用，但我一直跟那个公司有联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决策、运作、实施的，没有别人参与，这是我的责任。我以党性保证，钱我没拿。我今天找你是要跟组织说明，希望组织也能替我说说。”

这位局长是2004年刚刚上任的，他对杜甫来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昨天听纪检的同志说检察院在调查，到时你就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讲清楚。另外，你跟局纪检书记讲一下吧。”

杜甫来随即又来到纪检书记办公室，此时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有一笔30万元的款付出去了，当时是做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用的，但工程一直没有做，这几年我一直与这个施工队联系着。最近想把这笔钱要回来，就给对方打电话，但对方说钱已经给我了，我觉得这事要跟局里说一下。”

但此时谁也救不了杜甫来了，2005年11月10日，杜甫来因涉嫌贪污犯罪被查获归案。2006年11月24日，身着绿色军大衣的杜甫来站在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被告人席上。法庭上，杜甫来为自己的贪污行为作了很多辩解，但这些辩解连杜甫来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200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杜甫来有期徒刑十一年。杜甫来提起了上诉，2007年1月26日，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驳回杜甫来的上诉，维持原判。

编后的话

杜甫来其实代表了一个我们很少关注的群体，这就是“带钱下派”的官员们。

在干部提拔任用上，上级单位的中层干部通常是被安排到下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在这种任职过程中，上级单位的领导为了表示对属下的关心，常常会给下派官员一些照顾，其中“带钱下派”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因为官员们下去任职要开展工作，如果上级单位有拨款的权力，找个名义下拨一点专项资金并指定由下派官员使用，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一般来说，下拨的资金终究是要用在下派官员所在单位，如果这些钱确实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倒没什么可说的。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专款”往往是被下派干部“专用”了，甚至有些钱直接装进了下派干部的腰包。

杜绝这种贪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管谁带来的钱，只有严格按照组织审批程序才能使用。此外，我们要关注的是，下派干部除了带资金、带项目之外，还应该带什么才能造福一方？其实很简单，带一颗公心去上任就足够了。可是，杜甫来这样的官员把公心扔掉了，只带了一颗私心。